百家号慷慨高歌（百家号慷慨高歌文化入侵）
本文目录一览：
- 1、谁知道闫姓的来历
- 2、中国诗歌发展史的概况
- 3、宋代诗文的革新运动
- 4、有关诸子百家的小故事
- 5、姓氏”来”的来历
- 6、龟虽寿——扩写
谁知道闫姓的来历
闫（Yán 闫）姓皆出自姬姓，为周文王姬昌后裔，源出有三： 序：闫姓为阎姓的别支。据《姓谱》载，分闫、阎二姓。又据《五音集韵》载，闫“同阎义，俗用”。因闫、阎二姓同出一源，都是黄帝族的后代，龙的传人，故闫姓和阎姓人家的堂号都是太原，古代他们的望族居住地都是太原郡（一说闫姓望族居天水）。由于阎姓被“俗用”成闫，就产生了阎、闫二姓，所以在《百家姓》里，两姓并存。 1、相传太伯的曾孙仲弈，被周武王姬发封在闫乡，他的子孙因此就用闫作为自己的姓氏，从此姓闫，称闫氏。 2、相传周昭王姬瑕的小儿子生下来时，手上就有一个闫字，因此被周康王姬钊封在闫城，他的子孙也姓闫，称闫氏。 3、出自周武王姬发的儿子唐叔虞，建立了晋国，到晋成公的时候，晋成公封自己的儿子懿在闫，晋朝灭亡以后，他的子孙就有人用闫作为自己的姓氏，因此也姓闫。
中国诗歌发展史的概况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
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商时期的《尚书》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典散文之祖。
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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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中的民歌。乐府本是国家音乐管理机构，负有采编民歌民谣，配乐演唱的职能。后人将乐府机构配乐演唱的歌称名为汉乐府诗。汉乐府民歌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有的控诉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以及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如《孔雀东南飞》、《上邪》、《有所思》，有的对社会下层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等。而《诗经》以抒情为主，汉乐府长于叙事铺陈，标志着古代叙事诗的完全成熟。《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汉民族第一叙事长诗。
汉代文人诗歌一直无所成就。到东汉，文人在乐府民歌影响下试作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诗，写得质木无文，极少诗味，但是是现存最早文人五言诗。东汉末年产生的《古诗十九首》，才成为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无名氏文人创作的一组抒情短诗。它并非成于一人一时，抒发了处于动乱时代下层文人伤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与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不同，《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它委婉含蓄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的艺术特色，前人有“五言之冠冕”的赞誉。
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的文风。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来写入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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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大唐王朝国力空前强盛，国家从长期分裂复归于统一，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的良好条件，再加上朝廷在各方面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尤其是确立了以诗赋取土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对仕途的垄断，使大批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脱颖而出，最终创造了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 。有唐一代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影响之大，都是前未曾有的。
唐代诗歌堪称一代文学标志，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大家纷呈。诗歌创作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就有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而实际远不止此数。
初唐时期，宫廷诗歌承齐梁余风，流行靡丽软艳的“上官体”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风，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同时的宋之问和沈佺期在诗歌的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共同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别开生面。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收在《辋川集》中的五言绝句，如《鹿柴》、《辛夷坞》等，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意境幽美，艺术精妙。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人，诗风刚健。韵味深长，唱出盛唐强音。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七言歌行体诗，描绘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或悲壮浑厚，或奇逸峭拔，都是唐代边塞诗的佳篇。李白与杜甫是古今诗坛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无不显示了诗人独特的情感色调和艺术个性。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他用诗歌创作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象《三吏》、《三别》这样的诗歌，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负盛名。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如《登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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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安史之乱以后，进入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主张，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他们的新乐府诗，往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对朝廷一系列错误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弊端进行讽谕批评，主题明确，题材集中，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诸如《卖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这一时期，和元白诗派齐名而诗风殊趣的是以韩（愈）孟（郊）诗派。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作诗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险，开了后世宋诗的风气。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和李贺。李贺以其浓丽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李商隐。
到了晚唐，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诗歌气格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世称“小李杜”。杜牧长于写七绝，可与盛唐“七绝圣手”王昌龄并肩。他的咏史怀古诗，风格俊爽高绝。写景也自然清丽，如《山行》让人百读不厌。李商隐的七律沉博绝丽，以爱情诗独擅胜场。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往往意蕴深永，耐人寻味，部分作品则未免有晦涩难解之病。
散文是唐代文苑的又一重大收获。《全唐文》收作者三千多人，作品(包括骈散两体)一万八千四百余篇，可以反映当时的创作盛况。六朝时期骈文的畸形繁荣，成为散文发展的严重障碍。批判六朝以还的形式主义文风，恢复先秦两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是时代和文学本身发展向作家提出的要求。初唐陈子昂、萧颍士、独孤及等人，较早出来提倡尚简古、切实用的散文，但成就不大。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领导了一场其实质是文学革新的古文运动。在“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他们要求文章写作务去陈言，要文通字顺，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要努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要感情真切，抒发不平之鸣。韩愈、柳宗元在众多散文作家中，犹如并峙的双峰，他们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且不愧为继司马迁之后两位最优秀的散文家。韩愈的说理散文如《原毁》、《师说》、《答李翊书》等，议论透辟，气势纵横，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记叙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刻画人物仿效司马迁《史记》笔法，将饱满的爱憎感情倾注毫端，在善于取材和精于细节描写方面，显示出精湛的艺术造诣。柳宗元的记人叙事多寄寓作家进步的政治主张。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诸篇。而其山水游记最为后世称美。贬谪永州后所写的“永州八记”，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运用写景寓情手法，在表现山水之美中渗透了作者的人格之美，成为后世游记文学的典范之作。晚唐的古文偏于师承韩愈散文奇险艰涩的一面，成就不高。而值得一提的是以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所写的批判现实的小品文，鲁迅曾赞之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唐人的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之作。如《莺莺传》、《李娃传》无不写得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语言华艳生动。
词是在唐代随燕乐而兴起的新诗体。它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唐以后，文人才士倚声填词才渐成风气，[菩萨蛮]、[忆秦娥]挂名为李白所作，缺少确凿的证据。温庭筠、韦庄都是晚唐曲子词创作的佼佼者。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于西蜀。而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早期作品多写宫廷享乐生活，国破被俘以后，以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遥深，形象真切，语言朴素自然又珠圆玉润，《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勺等均是小令中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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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词发展到宋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据《全宋词》所载，作品有二万余首，词人一千四百余位。唐诗。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北宋初期，朝廷提倡享乐，君臣晏安，词风继承花间一派的婉约绮靡而视为正宗。晏殊的词风雍容闲雅，有富贵气。晏殊之子晏几道，由于其个人遭遇的不幸，词风有异于晏殊，较多低回感伤的色彩。范仲淹镇守边塞，生活经历不同，他的词中开始出现了境界开阔、格调苍凉之作，给宋初词坛注入了一股新鲜感。
词到柳永手上，有了第一次革新。柳永从都市中下层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以写男女离别相思和个人流落江湖的羁旅之愁见长。他大量创作篇幅较长、结构复杂、音调更为繁复美听的慢词。他的词多用铺叙白描之法，层次分明，语言通俗，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平民色彩，在当时市民中传唱极盛。《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雨霖铃》(“寒蝉凄切”)等词借景寓情，俗而能雅，是他的精心之作，尤传诵于后世。苏轼作为词的革新家，又不满于柳永词沉吟于风花雪月之中，肆力打破诗词界限，把艺术的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个人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这就是所谓“以诗为词”。苏轼的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他用词来写景、抒情、怀古．感旧、记游，甚至说理谈禅风格多样。《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词笔细腻、风情婉转，《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高歌入云、逸怀浩气，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给宋词带来了新气象，启迪了南宋豪放词派的诞生。这时的秦观、赵令峙，贺铸、黄庭坚等人也各有自己的成就，他们共同创造了北宋词坛多种风格相互竞争的繁荣局面。
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的是周邦彦。周邦彦基本承袭了柳永词的余风，仍表现男女恋情和羁愁行役等传统内容，但由于他妙解音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使词艺趋于精美化方面功不可没。读他的词，可以感受到他在章法结构变化的多样性、表现技巧的丰富性、音律语言的谐畅精工。南宋的格律派词人，无不在艺术上受到他的熏染。
在南北宋之交，还出现了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词意境深厚，感情宛曲，造语清新，尤其是南渡以后的作品如《声声慢》(寻寻觅觅)等，将国破家亡的悲愤与身世漂泊的伤痛融合一气，缠绵抑郁，感人心魄，其审美价值大大超过了早期主要抒写闺情的篇什。
宋室南渡以后，宋词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怀，成为词的一大主题。南宋初词人大多亲历靖康之变，故其词作突破了北宋末年的平庸浮靡，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著名的有张元干、张孝祥、陈与义，向子谨、朱敦儒等，他们上承苏轼一脉，下启辛派词风，是两者之间的重要过渡。南宋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当推辛弃疾。辛弃疾生当南宋衰世，有出将入相之才，满怀抗金报国的凌云之志，但受朝廷妥协苟安政策的羁缚，壮志难酬，郁愤深积，只得将一腔爱国情怀寄之于词，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他继承东坡词的豪放风格而加以发展，尤其是他驾驭语言的功力极深，能将经史子集之语熔铸入词而一如己出，前人称其“以文为词”，辛词又深于寄托，融传统的婉约和豪放于一体，人称他的词作是“色笑如花，肝肠如火”。把词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名篇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打破传统的章法结构；《永遇乐》(千古江山)壮怀激烈，豪气逼人；而《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缠绵哀怨之中有“裂帛之声”；《清平乐》(茅檐低小)清新活泼，都各具特色。同时的陈亮、刘过等，风格似辛却有点剑拔弩张。后世属于辛派词人还有刘克庄、刘辰翁。
南宋词人姜夔继承周邦彦，走上了尚风雅、主格律的创作道路。他的词作以纪游、咏物、怀人为主要内容，意境清空，格调骚雅，音律严整，在艺术上冠绝一时。史达祖、高观国等人是他的羽翼。在词风偏于疏宕的南宋，吴文英词却倾向于密丽的风格，人称“七宝楼台”，可谓一枝独秀。由宋入元的重要词家尚有张炎、周密，王沂孙等，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他们哀怨衰飒的词作成了宋词的尾声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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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宋诗总的成就不如唐诗，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晚唐李商隐，但多讲究声律辞藻，注意华丽典雅，缺少社会内容，号西昆体。王禹偁起而与之抗衡，作品面对现实，走平易流畅的一途。继之而起的梅尧臣，苏舜钦，都针对西昆体流弊而有所革新，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奖掖后进，倡导平易流畅、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诗风，形成宋诗的自身特点。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两位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更进一步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由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故能避免许多诗人所犯的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他的作品代表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黄庭坚和他的江西诗派的诗歌最具宋诗的特色。其诗宗尚杜甫，自立门户，大率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诗人有陈师道、陈与义、韩驹等。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最终却分别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留下来的诗共九千三百余首，他的诗篇最感人的是表现了他老而不衰，死而不渝的抗敌复国的爱国壮志。在《关山月》一诗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诗人忧心如焚的情怀。杨万里的诗清新活泼，范成大的诗善写田园风光，颇有生活情趣。他们在创立独特的诗歌风格上都各自作出了努力。南宋后期还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但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浩气磅礴，为这期诗坛增添了最后一抹光彩。
散文在唐代古文运动以后渐呈颓势，这情况到宋初仍未改观。柳开、石介、尹沫等人提倡恢复韩柳古文传统，但成绩不大。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在政治革新潮流的鼓荡下，诗文革新运动也随之兴起，在欧阳修等人努力下，宋初浮华的文风得以革除，宋代散文取得了足与唐文媲美的杰出成就。欧阳修极力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险怪奇涩之文，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一种富于情韵、平易畅达的艺术风格。他的散文不论写景状物，还是叙事怀人，都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量，如《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等；即使是纯粹说理的政论性散文，如《五代史伶官传序》，也是一唱三叹，情见乎辞，颇有特色。在欧阳修的提携指引下，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一时俊彦。王安石的政论散文观点鲜明，言辞犀利
宋代诗文的革新运动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
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商时期的《尚书》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典散文之祖。
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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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中的民歌。乐府本是国家音乐管理机构，负有采编民歌民谣，配乐演唱的职能。后人将乐府机构配乐演唱的歌称名为汉乐府诗。汉乐府民歌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有的控诉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以及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如《孔雀东南飞》、《上邪》、《有所思》，有的对社会下层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等。而《诗经》以抒情为主，汉乐府长于叙事铺陈，标志着古代叙事诗的完全成熟。《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汉民族第一叙事长诗。
汉代文人诗歌一直无所成就。到东汉，文人在乐府民歌影响下试作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诗，写得质木无文，极少诗味，但是是现存最早文人五言诗。东汉末年产生的《古诗十九首》，才成为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无名氏文人创作的一组抒情短诗。它并非成于一人一时，抒发了处于动乱时代下层文人伤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与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不同，《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它委婉含蓄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的艺术特色，前人有“五言之冠冕”的赞誉。
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的文风。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来写入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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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大唐王朝国力空前强盛，国家从长期分裂复归于统一，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的良好条件，再加上朝廷在各方面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尤其是确立了以诗赋取土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对仕途的垄断，使大批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脱颖而出，最终创造了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 。有唐一代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影响之大，都是前未曾有的。
唐代诗歌堪称一代文学标志，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大家纷呈。诗歌创作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就有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而实际远不止此数。
初唐时期，宫廷诗歌承齐梁余风，流行靡丽软艳的“上官体”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风，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同时的宋之问和沈佺期在诗歌的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共同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别开生面。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收在《辋川集》中的五言绝句，如《鹿柴》、《辛夷坞》等，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意境幽美，艺术精妙。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人，诗风刚健。韵味深长，唱出盛唐强音。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七言歌行体诗，描绘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或悲壮浑厚，或奇逸峭拔，都是唐代边塞诗的佳篇。李白与杜甫是古今诗坛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无不显示了诗人独特的情感色调和艺术个性。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他用诗歌创作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象《三吏》、《三别》这样的诗歌，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负盛名。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如《登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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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安史之乱以后，进入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主张，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他们的新乐府诗，往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对朝廷一系列错误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弊端进行讽谕批评，主题明确，题材集中，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诸如《卖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这一时期，和元白诗派齐名而诗风殊趣的是以韩（愈）孟（郊）诗派。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作诗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险，开了后世宋诗的风气。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和李贺。李贺以其浓丽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李商隐。
到了晚唐，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诗歌气格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世称“小李杜”。杜牧长于写七绝，可与盛唐“七绝圣手”王昌龄并肩。他的咏史怀古诗，风格俊爽高绝。写景也自然清丽，如《山行》让人百读不厌。李商隐的七律沉博绝丽，以爱情诗独擅胜场。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往往意蕴深永，耐人寻味，部分作品则未免有晦涩难解之病。
散文是唐代文苑的又一重大收获。《全唐文》收作者三千多人，作品(包括骈散两体)一万八千四百余篇，可以反映当时的创作盛况。六朝时期骈文的畸形繁荣，成为散文发展的严重障碍。批判六朝以还的形式主义文风，恢复先秦两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是时代和文学本身发展向作家提出的要求。初唐陈子昂、萧颍士、独孤及等人，较早出来提倡尚简古、切实用的散文，但成就不大。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领导了一场其实质是文学革新的古文运动。在“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他们要求文章写作务去陈言，要文通字顺，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要努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要感情真切，抒发不平之鸣。韩愈、柳宗元在众多散文作家中，犹如并峙的双峰，他们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且不愧为继司马迁之后两位最优秀的散文家。韩愈的说理散文如《原毁》、《师说》、《答李翊书》等，议论透辟，气势纵横，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记叙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刻画人物仿效司马迁《史记》笔法，将饱满的爱憎感情倾注毫端，在善于取材和精于细节描写方面，显示出精湛的艺术造诣。柳宗元的记人叙事多寄寓作家进步的政治主张。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诸篇。而其山水游记最为后世称美。贬谪永州后所写的“永州八记”，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运用写景寓情手法，在表现山水之美中渗透了作者的人格之美，成为后世游记文学的典范之作。晚唐的古文偏于师承韩愈散文奇险艰涩的一面，成就不高。而值得一提的是以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所写的批判现实的小品文，鲁迅曾赞之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唐人的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之作。如《莺莺传》、《李娃传》无不写得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语言华艳生动。
词是在唐代随燕乐而兴起的新诗体。它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唐以后，文人才士倚声填词才渐成风气，[菩萨蛮]、[忆秦娥]挂名为李白所作，缺少确凿的证据。温庭筠、韦庄都是晚唐曲子词创作的佼佼者。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于西蜀。而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早期作品多写宫廷享乐生活，国破被俘以后，以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遥深，形象真切，语言朴素自然又珠圆玉润，《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勺等均是小令中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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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词发展到宋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据《全宋词》所载，作品有二万余首，词人一千四百余位。唐诗。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北宋初期，朝廷提倡享乐，君臣晏安，词风继承花间一派的婉约绮靡而视为正宗。晏殊的词风雍容闲雅，有富贵气。晏殊之子晏几道，由于其个人遭遇的不幸，词风有异于晏殊，较多低回感伤的色彩。范仲淹镇守边塞，生活经历不同，他的词中开始出现了境界开阔、格调苍凉之作，给宋初词坛注入了一股新鲜感。
词到柳永手上，有了第一次革新。柳永从都市中下层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以写男女离别相思和个人流落江湖的羁旅之愁见长。他大量创作篇幅较长、结构复杂、音调更为繁复美听的慢词。他的词多用铺叙白描之法，层次分明，语言通俗，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平民色彩，在当时市民中传唱极盛。《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雨霖铃》(“寒蝉凄切”)等词借景寓情，俗而能雅，是他的精心之作，尤传诵于后世。苏轼作为词的革新家，又不满于柳永词沉吟于风花雪月之中，肆力打破诗词界限，把艺术的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个人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这就是所谓“以诗为词”。苏轼的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他用词来写景、抒情、怀古．感旧、记游，甚至说理谈禅风格多样。《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词笔细腻、风情婉转，《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高歌入云、逸怀浩气，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给宋词带来了新气象，启迪了南宋豪放词派的诞生。这时的秦观、赵令峙，贺铸、黄庭坚等人也各有自己的成就，他们共同创造了北宋词坛多种风格相互竞争的繁荣局面。
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的是周邦彦。周邦彦基本承袭了柳永词的余风，仍表现男女恋情和羁愁行役等传统内容，但由于他妙解音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使词艺趋于精美化方面功不可没。读他的词，可以感受到他在章法结构变化的多样性、表现技巧的丰富性、音律语言的谐畅精工。南宋的格律派词人，无不在艺术上受到他的熏染。
在南北宋之交，还出现了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词意境深厚，感情宛曲，造语清新，尤其是南渡以后的作品如《声声慢》(寻寻觅觅)等，将国破家亡的悲愤与身世漂泊的伤痛融合一气，缠绵抑郁，感人心魄，其审美价值大大超过了早期主要抒写闺情的篇什。
宋室南渡以后，宋词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怀，成为词的一大主题。南宋初词人大多亲历靖康之变，故其词作突破了北宋末年的平庸浮靡，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著名的有张元干、张孝祥、陈与义，向子谨、朱敦儒等，他们上承苏轼一脉，下启辛派词风，是两者之间的重要过渡。南宋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当推辛弃疾。辛弃疾生当南宋衰世，有出将入相之才，满怀抗金报国的凌云之志，但受朝廷妥协苟安政策的羁缚，壮志难酬，郁愤深积，只得将一腔爱国情怀寄之于词，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他继承东坡词的豪放风格而加以发展，尤其是他驾驭语言的功力极深，能将经史子集之语熔铸入词而一如己出，前人称其“以文为词”，辛词又深于寄托，融传统的婉约和豪放于一体，人称他的词作是“色笑如花，肝肠如火”。把词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名篇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打破传统的章法结构；《永遇乐》(千古江山)壮怀激烈，豪气逼人；而《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缠绵哀怨之中有“裂帛之声”；《清平乐》(茅檐低小)清新活泼，都各具特色。同时的陈亮、刘过等，风格似辛却有点剑拔弩张。后世属于辛派词人还有刘克庄、刘辰翁。
南宋词人姜夔继承周邦彦，走上了尚风雅、主格律的创作道路。他的词作以纪游、咏物、怀人为主要内容，意境清空，格调骚雅，音律严整，在艺术上冠绝一时。史达祖、高观国等人是他的羽翼。在词风偏于疏宕的南宋，吴文英词却倾向于密丽的风格，人称“七宝楼台”，可谓一枝独秀。由宋入元的重要词家尚有张炎、周密，王沂孙等，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他们哀怨衰飒的词作成了宋词的尾声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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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宋诗总的成就不如唐诗，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晚唐李商隐，但多讲究声律辞藻，注意华丽典雅，缺少社会内容，号西昆体。王禹偁起而与之抗衡，作品面对现实，走平易流畅的一途。继之而起的梅尧臣，苏舜钦，都针对西昆体流弊而有所革新，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奖掖后进，倡导平易流畅、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诗风，形成宋诗的自身特点。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两位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更进一步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由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故能避免许多诗人所犯的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他的作品代表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黄庭坚和他的江西诗派的诗歌最具宋诗的特色。其诗宗尚杜甫，自立门户，大率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诗人有陈师道、陈与义、韩驹等。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最终却分别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留下来的诗共九千三百余首，他的诗篇最感人的是表现了他老而不衰，死而不渝的抗敌复国的爱国壮志。在《关山月》一诗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诗人忧心如焚的情怀。杨万里的诗清新活泼，范成大的诗善写田园风光，颇有生活情趣。他们在创立独特的诗歌风格上都各自作出了努力。南宋后期还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但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浩气磅礴，为这期诗坛增添了最后一抹光彩。
散文在唐代古文运动以后渐呈颓势，这情况到宋初仍未改观。柳开、石介、尹沫等人提倡恢复韩柳古文传统，但成绩不大。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在政治革新潮流的鼓荡下，诗文革新运动也随之兴起，在欧阳修等人努力下，宋初浮华的文风得以革除，宋代散文取得了足与唐文媲美的杰出成就。欧阳修极力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险怪奇涩之文，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一种富于情韵、平易畅达的艺术风格。他的散文不论写景状物，还是叙事怀人，都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量，如《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等；即使是纯粹说理的政论性散文，如《五代史伶官传序》，也是一唱三叹，情见乎辞，颇有特色。在欧阳修的提携指引下，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一时俊彦。王安石的政论散文观点鲜明，言辞犀利
有关诸子百家的小故事
有关诸子百家的小故事：
1、孔子的故事
孔子在旅行时，经过一个村庄看到一个老人，一个很老的老人从井里面打水来浇地。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太阳又那么大。孔子以为这个人可能没有听说过现在有装置可以打水。
所以孔子就过去对老人说：“你听说过现在有机器吗？用它们从井里打水可以非常容易，而且你做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它们可以在半小时之内就完成。可以让马来做这件事情。你何必费这么大的力气呢？你是一个老人啊。”他肯定有九十岁了。
那个人说：“用手工作总是好的，因为每当狡猾的机器被使用的时候，就会出现狡猾的头脑。事实上，只有狡猾的头脑才会使用狡猾的机器。你这不是存心败坏我吗！我是一个老人，让我死得跟生出来的时候一样单纯。用手工作是好的。一个人会保持谦卑。”
孔子回到他的门徒那里。门徒们问：“您跟那个老人谈什么呢？”孔子说：“他看起来似乎是老子的门徒。他狠狠地敲了我一棒，而且他的论点好象是正确的。”
2、墨子的故事
墨子劝说弟子学习说：“你赶快学习，如果达到我这样，就让你做官。”弟子学了几年，就找墨子要求做官。墨子说：“你听说过鲁国人的故事吗？有兄弟五人，父亲死了，老大嗜好喝酒不愿意参加丧事，他的四个弟弟说：‘哥哥如果你参加安葬，我们就给你买酒喝。’“
丧事完毕，老大就找四个弟弟要酒，弟弟们说：‘儿子安葬父亲（是天经地义的事），难道只有我们有父亲吗？我们怕你被别人笑话，用这话骗你的！’如果你不学习，人家就会笑话你，所以我当初这么劝你。”墨子的徒弟就不再要求当官了。
3、庄子的故事
一天，庄子正在涡水垂钓。楚王委派的二位大夫前来聘请他道：“吾王久闻先生贤名，欲以国事相累。深望先生欣然出山，上以为君王分忧，下以为黎民谋福。”庄子持竿不顾，淡然说道；“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被杀死时已三千岁了。
楚王珍藏之以竹箱，覆之以锦缎，供奉在庙堂之上。请问二大夫，此龟是宁愿死后留骨而贵，还是宁愿生时在泥水中潜行曳尾呢？”二大夫道：“自然是愿活着在泥水中摇尾而行啦。”庄子说：“二位大夫请回去吧！我也愿在泥水中曳尾而行哩。”
4、老子的故事
老子最后看到周王朝越来越衰弱了，衰败得不像样子了。他决定出走了，要远走高飞了。这要说到老子出关的事了。老子要到秦国去，到西域去，这就得经过函谷关。另外一种说法是大散关。函谷关大概原来在今天的河南灵宝县，后来关口移到了今天的河南新安县。
这里两山对峙，中间一条小路，因为路在山谷中，又深又险要，好像在函子里一样，所以取名为函谷关。守关的长官是尹喜，称关令尹喜。这一天他正站在城关上了望着，只见关谷中有一团紫气从东方冉冉飘移过来。
关令尹喜是一个修养与学识极其高深的人，他一看到这种气象，心里一顿，这是有圣人来了！只有圣人来才会有这样的云气，今天一定有圣人要经过我的城关了，不知是哪一位。不多一会儿，就见到一位风骨非凡、仙风道骨的人，骑着一头青牛慢慢向关口行来。
竟然是老子！关令尹喜知道他要远走高飞了，就一定要让这位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留下他的智慧来，于是缠着他，要他写一点著作，作为放他出关的条件。
5、韩非子的故事
韩非见当时韩国势弱，曾数谏韩王，但韩王听。韩非痛恨治国不修明法治，不实行富国强兵，而重用那些没有实际经验好发空论的人。於是他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书成后传至秦国，秦王读后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的著作得到了秦始皇的称赞。秦国攻韩，韩王本来不用韩非，待秦进攻甚急，韩王於是委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见到了韩非很为喜悦，但亦未信用。
李斯认为，韩非为韩国的公子，终为韩而不为秦，因此向秦王建议，既然不用韩非，不如诛之，以免后患。秦王以为然，下令治非。李斯则暗中差人送韩非毒药，使自杀。韩非怀才而不遇，终为自己的同学所杀。
6、孟子的故事
战国时，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谈论治国之道。孟子问梁惠王：“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梁惠王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的。”孟子又问：“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梁惠王说：“也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接着说：“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的是肥肉，马厩里有的是壮马，可老百姓面有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是当权者在带领着野兽来吃人啊！大王想想，野兽相食，尚且使人厌恶，那么当权者带着野兽来吃人，怎么能当好老百姓的父母官呢？
孔子曾经说过，首先开始用俑（古时陪同死人下葬的木偶或土偶）的人，他是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的吧！您看，用人形的土偶来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让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姓氏”来”的来历
起源： BR一、出自子姓，是汤王后后裔。商王族支孙食采于郲（今山东黄县东南，一说在河南荥阳东），其后遂以封地名郲为姓，后因避难去邑为来姓。见《唐书.宰相世系表》。参见《史记.殷本纪赞》。路史：系出子姓，殷商之子孙。 BR二、传说大禹的后代。 BR三、商朝莱侯的后代，莱侯曾与太公争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后莱侯之子浮柔跑奔至棠（一作唐，在今山东鱼台东），遂有莱氏，后去草头作来氏。 郡望堂号：江都郡 姓氏家谱：萧山来氏家谱 历史名人：来济, 来曜, 来秉奎 下面是我们山东寿光的家谱上的序：来氏序者，序来氏也。周有来章，汉有来歙，唐有来济。来氏之姓，自古有之，非一世矣。即今之世，登莱莒州、益都、朐邑、乐安、寿县，来氏之姓，渤海(这儿还有两个字,我不认识)。嗟夫！古今之不同，典籍之不明者，闻吾姓，愕然惊，哑然笑者，真犹蜀犬吠月，粤犬吠雪，少所见而多所怪。坐井而观天，非天之小，实所见者小也。余自少时，至乐安西族，见其谱云。我是我们那儿的第21世，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是第11世来笑山（字秀春），现在有这位先祖的墓碑，是同治三年岁次甲子五月立石。我们那儿的排辈是这样的：朝城凤常庆，延寿建庭恩。我是延字辈。下面是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萧山来氏，属于子姓，由于未入《百家姓》而被人视为不是古姓。其实，来氏在史传中早有所见，东汉云台28将中就有来歙，因战功被封为征羌侯；三国时蜀有来敏，学识为时人所称；唐朝来氏入仕而有名者更多，甚至有人冒姓。但因谱系失传，世系不易贯穿。据现存《萧山来氏宗谱》所载，萧山来氏是两宋之间，由河南鄢陵迁来，卜居萧山，繁衍生息，成为大姓。来姓后裔有分布四川、湖北、陕西、山东等地者，也有返迁回河南者，惜难详考。从现有资料看，萧山来氏的世系，派脉、事业以及繁衍沿革尚能研究其概貌。 萧山来氏的繁衍外迁 萧山来氏向外省繁衍，大约在宋代后期。始祖来廷绍之幼孙来师周一支，迁回河南洛阳，也可能有回鄢陵老家的，但文献不足，无可征考。据《洛阳来氏家谱》序所记,在明代中期，来氏家族自萧山迁入洛城，至今四百余年，洛阳来氏的始祖名无考，字承甫，迁洛后住城内西北角仓街，卒葬城北金家沟村西，为洛阳来氏一世祖。冢前有碑，相传至五世，有来思信者又迁至距洛阳西南四十里地的延秋村。延秋是唐武则天的避暑盛地，因希望延缓秋凉而得名。洛阳来氏至今已有二十余世，现有二百二十余户，人口近千。洛阳、延秋来氏的前十二世，据延秋来布周考列如次： ①来承甫 ②③④失考 ⑤来思信明末避乱，由洛阳迁延秋 ⑥来秉乾 ⑦来焕 ⑧来迎祺 ⑨来大生来廑生 ⑩来百龄 ⑩来加禄来加福 ⑩来宗有清嘉庆十八年携三子赴陕州 三子太和、遂和、三和(后由陕州迁咸阳)。 洛阳来氏族人有传代排字，在重修洛阳来氏家谱后附有一大段联句称： 来氏祖籍本萧山， 洛城、延秋一脉传， 至十二世有“宗”字， “景、志、朝、大”不一般， “会、启、英、华”归一支， 原定辈字已传完。 民国年间经商议，续十六字作规范， “增、福、延、庆”承华后， “克、绍、祖、武”紧相连， “尊、师、重、道”接着续， “光、耀、家、庭”四百年。 谨遵祖训勿更改， 重名重字应避免， 续字用尽无以继， 后人共商再续写。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①宗字之后有景字、志字和朝字、大字两种排法。 ②据传民国年间有孟县(现洛阳市吉利区)来敬斋过延秋时与族人相议，后续十六个字。 ③十六字排辈估计能传四百年。这一首小诗说明了洛阳地区来氏的渊源、字辈，有重要资料价值。萧山来氏曾有繁衍至四川者，历史上知名者为哲学家、思想家来知德。来知德字矣鲜，号瞿唐，别号十二峰道人。其祖先由萧山迁出，先至湖北麻城。元末时有来泰者由楚入蜀，居于梁山，成为蜀地来氏之始祖，在古之贤等所撰《瞿唐先生年谱序》中已言明其事。其世系如次： ①来泰(元末由楚入蜀，居于梁山。一②来均受一③来晁富一④来志清(以上四世均“潜隐未仕”。一⑤来昭宜良令-⑥来尚廉“好施予”-⑦来朝“拾金还主”-⑧来知德配倪氏，有子二人-⑨来时敏来时升邑廪生-⑩来许来谒来译邑廪生。 其中的来知德是蜀地来氏的第八世，生于明嘉靖四年(1525年)，卒于万历三十 二年(1604年)，享年80岁。来知德专研《易经》，自中举后即隐居万县求溪山中，达30年，生活于“不庐不扇，忘食忘忧”的状态中，著有《省觉录》《省事录》《理学辨疑》等，尤以《周易集注》十六卷更为著名，来知德著此书先后经29年，成为易学研究中重要著作，甚至有“来氏易”之说。来知德在《明史》有传。 洛阳来氏和麻城来氏中有向西迁至陕者。如洛阳来氏第十二世携子赴陕州，麻城一支在入蜀途中也有可能向西北经郧西入陕。今人陕西505集团总裁来辉武虽已难追述其始祖渊源，但据本人函告祖籍湖北省郧西县，民国初年其祖父为逃荒，辗转曲折到陕西定居，来辉武即出生于陕西周至县尚村乡，则陕西来氏或亦为萧山来氏之后裔。 在河南除洛阳外还有南阳、柘城等地有来姓族人，其中南阳有上来村、下来村。 据洛阳市志办来学斋编审函告，他的老家是三门峡市、灵宝市阳平镇裴张村下的一个自然村名小阎村，全村400余人，均为来姓。据说小阎村来姓一族最早由洛阳迁来，是洛阳来氏第十二世来宗有于清嘉庆十八年携三子，先移居卢氏，后又迁小阎村。来学斋提供了一篇他的某老师所撰《小阎村的变迁》一文。 文中曾说到村址，在阳平镇的最东边，位于温和、东仓二河交河处的西岸。该村南端高圪塔处，有一座老窑院，住着张、严、来三家人，后来由于窑院倒坍，住户迁到河边外居住。河边与窑院相比，地势较低下，因此被称为“下村”。 下村后来又添一阎姓居民。老阎有一子，聪明能干，在邻村稍有名气，广称“小阎”。时间一长，都以人名代替村名，与下柠并称。张、阎二姓，后来败退……只有来家，人丁旺盛，久传不衰。…… 来姓是不是山西洪洞县移民?说法不一．根据来应元(90岁)、来天均、来石固共同回忆、判断，来姓不属于大槐树下移民，其理由有三：一、从老爷庙石碑分析。村东北五百多米处有一老爷庙，上层塑着关羽的坐像，石梯十八阶，铺得非常讲究，是李自成在河南那年修建的。有一石窑炉是清同治十二年刻凿的。下层立一建庙石碑，捐资者90是来姓。石碑立在本村老爷庙内，若来姓是洪洞县移民，在碑文中一定会加以叙述，未叙述，就不会是洪洞县移民。二、爷爷堂古柏可证明。村中爷爷堂边，长一株两人合抱不严的古柏，其历史千年以上。而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下移民令，至今只有610年。三、官坟古柏也可作证。在村东南处(铁王河村东)是来家的“官坟”，坟内曾长柏树几十棵，大的树龄在700年以上。原来来氏，分为七门。大门迁住卢氏村官附近，迁走时潜带“来氏家谱”，至今追查不回。 来氏受姓 公元前十六世纪,夏王桀残暴无道,众叛亲离。商汤带领一些诸候，发兵攻打夏桀。夏桀逃到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被商汤军队追赶后俘虏。商汤将夏桀囚禁于南巢的亭山。后夏桀亡，商汤大胜，把山东莱州分封于各诸侯。到了春秋鲁襄公六年，莱国（今山东黄县东）被齐侯所灭。从此即以国为氏，去草为“来”。这是来氏受姓的一说，《来氏家谱》持此说，后二十二世孙来鸿瑨撰《来莱辨》以驳正前说，并称“来氏子姓，系出于郲。” 来氏受姓，早于我国宋代的《百家姓》，它虽然被摒于《百家姓》之外，但是来氏后裔遍布世界，许多著名姓氏书都备载来氏渊源。 大量的史料表明，来氏系出于殷人玄鸟之裔，他以王侯将相世系蝉联。同虞帝后裔的姚姓、黄帝后的姜姓、周王后裔的姬姓一样，是我国的华夏族的“子姓”。 来氏历经战国、秦朝。齐国时有来章，楚国有来英。西汉时的来歙，因征陇蜀有功，封为征羌侯。三国时的来敏，官典学校尉。来军为羌维参军。隋朝的来护儿官至泉州刺史。唐朝来恒为中黄门侍郎，来济为唐高宗永徽时中书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宋代有来之邵，字德高，哲宗朝为殿中侍御史。来子时，字以中，绍兴初授袁州通判兼劝农营田事，他的孙子来廷绍，为萧山来氏始祖。来氏南迁萧山定居长河 公元1138年，宋高宗正式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为南方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促使南宋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嘉泰二年(1202年)，萧；山始祖来廷绍，出任绍兴府事。渡西陵时得了急病，未赴任而卒于萧山祗园寺僧舍。葬：在萧山湘湖方家坞。南宋大名鼎鼎的爱国诗人辛弃疾给他撰写墓志铭：“来廷绍，字继先，号平山，原籍河南鄢陵县，为萧山长河来氏之祖。绍兴二十年(1150年)六月”生于江西袁州。”那时，南宋王朝苟安于江南，当权者终日沉湎于声色•，半壁江山沦于敌手，中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廷绍…“幼负奇才，忠愤激烈”，常念祖宗之耻未雪，时时不忘中原的河南故都，故自号思洛子，但壮志未酬而身先死。 来廷绍曾结识比自己年长8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陈亮，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多次促陈诣阙上书，提出改革政治、经济、军事的方案，均未被采纳，而“朝廷恶其切直”。自此以后，廷绍晦迹读书，志益奋激。绍熙四年(1193年)和陈亮同中进士，当时的士大夫都说：“来、陈俱登第，恢复有期矣!”但不幸的是陈亮未及上任而卒，使廷绍失去了亲密战友。欣慰的是，两年后，廷绍又结识了大词人辛弃疾。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一生主张抗金，对妥协投降谬论力加驳斥，写下了大量豪情满怀、慷慨高歌的词篇。这些词充分反映了他渴望挥师北伐，恢复中原，实现祖国统一的爱国热忱。这对来廷绍感染很大。辛弃疾也非常佩服来廷绍的爱国之情：“庆元龙飞，始交于予。予爱其忠义，恋恋如骨肉”。 庆元五年(1200年)，辛弃疾任浙东安抚使，来廷绍出任朝散郎直龙图阁学士。翌年，廷绍以宣奉大夫出知绍兴府，辛弃疾非常高兴，喜曰：“来君来，事济矣，祖宗耻，可雪矣!”但还未出任，就在萧山病倒，而且病情十分严重。嘉泰二年(1202年)十二月十五日病殁于萧山祗园寺，享年53岁。来廷绍曾在病中，仍未忘怀故国，作《祗园临终诗》一首： 病卧僧房两月多，英雄壮气渐消磨。 昨曾饮药疑尝胆，今天披衣似挽戈。 吩咐家人扶旅榇，莫教释子念弥陀。 此心不死谁如我，临了连呼三渡河。 来廷绍死后，葬于湘湖方家坞。由其子师安、师周延请辛弃疾为父作墓志铭。辛弃疾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撰写了墓志铭：“又卒矣!呜呼，岂天下之不欲平治天下也哉! 不然，胡为来、陈相继而殁，已焉哉!”(注：陈指陈亮)。墓志铭分为志和铭两个部分，其铭曰： 壮志愤愤兮扶社稷， 忠诚烈烈兮贯金石。 怀抱郁郁兮未获伸， 友义思思兮同扶策。 皇天不整兮夺其年， 国步艰难兮谁共力。 湘水苍苍兮荫佳城， 千秋迢迢兮知来宅。 辛弃疾所作的墓志铭概述了来廷绍一生的经历，充满着对死者高尚气节的颂扬和悼念，寄托了作者对来氏的哀思、怀念和崇敬。再者，墓志铭中“庆元龙飞，始交于予。予爱其忠义，恋恋如骨肉”充分说明了辛弃疾与来廷绍的深厚友情。(注：庆元为宋宁宗年号，公元1195年)来廷绍病故，由他的长子师安守墓，占籍萧山，卜居冠山之阳。师安在萧山长河，生下七个儿子，存三人：大德、大震、大圭。 长河为萧山西部古镇，北滨钱塘江，东邻铁陵关，西连浦沿镇、闻堰镇，南通湘湖水。冠山海拔16l米，是长河的象征。萧山来氏的祖先就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兴旺发展。来师安之“占籍萧山，卜居冠山”，这是来氏在萧山定居的奠基之始。这种说法一直流传到现在。 按大宋王朝“限田定制”，绍兴府事来廷绍可应得“限田”百亩之数。但是，到了他孙子一代，即来长河十二三岁时，这百亩“限田”仅有七亩。由于本地豪民孔德祖“阴萌嫉妒”、“妄意生事”、“擅行科率”，竟把来长河这仅有的“七亩”田，也勒令“出助役田”。这一恶劣行径，致使来氏无法在萧山立足。当时来长河虽然尚未成年，但为了不受孔德祖之辱，在他的内侄邱本高、眷弟任庸相和国子监助教曲江张经的支持下，“持祖父诰敕陈诉”，经都司、宪台判定，孔德祖已构成“科勒役田”之罪，并勒令其“不得再有妄意生事……” 上述“役户孔德祖妄自科率，胁勒大德出助役田”一案，转县审理台判执行后，使当地豪族对这个南迁的来氏不敢再轻举妄动了，成了民间传说中的“飞来鸟战胜地头蛇”的故事。 据邱本高的《宋处士长河散人来公墓志铭》、张经和任庸相的《附限田状并二跋》语云：“元贞二年岁次丙寅二月初一日，君子来公年七十有二……而亡。”“公讳大德，字维守”，“大父廷绍”，“父师安，娶李氏，生七子．公则长男也”，“自七八岁，则明敏严饬，无复童心。十二三则温良正直，有成人之德。”“里有豪民孔德祖，科勒役田。公持祖父诰敕陈诉。明证罪恶，人咸直之……” 这段“志文”和“跋文”，不但表明了来氏在萧山的权力地位得以确认，而且还给没有入《百家姓》的来氏留下一个空间，保障了南迁到萧山的来氏繁衍发展的自主性。 来长河未出世之前，萧山以西七里的地方，称“夏孝里”、“夏孝乡”，长河公出世后，人们便用他的名字更换了“夏孝里”、“夏孝乡”的地名，称之为“长河”。 长河古为越地，周秦以来为会稽郡所属，隋唐以降为越州永兴县属地，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始有乡的建制，明清以后隶属于绍兴府萧山县，民国仍之。建国以后萧山划为杭州市属县，长河则为杭州萧山属镇，1996年又划为杭州滨江区所属。 迁萧前鄢陵来氏五代 萧山来氏的祖先起源于河南鄢陵(鄢陵是春秋时郑伯克段于鄢的故地)，据《萧山来氏家谱》记载：来氏河南五世如下： 第一世：来大户，字仲实，宋开封府鄢陵县咸平乡淮安里人，配李氏，子一，名为来之邵。 第二世：来之邵，字德高，哲宗朝为殿冲侍御史，落职知英州，配高氏，子一，名为来时。 第三世：来时，字以中，绍兴初以李光推荐，授予袁州通判兼劝农营田事，因李光与秦桧议事不合，秦桧讽御史何铸劾光谪琼州，时亦遭贬，配钱氏，子一，名为梁叔，卒年五十四。 第四世：来梁叔，字国材，以父为秦桧所抑，隐居不仕，配王氏，子一，名为廷绍，卒年五十八。 第五世：来廷绍，字继先，即迁居萧山为第一世祖。 来廷绍这一支，估计是宋朝南渡时的随迁户。他的祖父来时，宋高宗绍兴初年曾；在江西袁州任官，廷绍即在绍兴二十年(1150年)生于袁州，宁宗庆元六年(1201年)廷绍被任命为绍兴知府，从杭州渡江至萧山西兴时得急病，未能赴任，卒于祗园寺，葬于湘湖，直系亲属定居萧山，奉廷绍为萧山来氏始祖。当时可能有一部分族人先行至绍兴，也就定居于绍兴，所以新编《萧山县志》在《姓氏》章的《部分大姓来历》一节中曾有记载说: “来姓：祖籍河南鄢陵，随宋室南渡，定居绍兴。后分两支，一在绍兴，一居本县今长河乡的长河头，后又分支于今浦沿及闻堰乡等地。全县有1．6万余人，长河一地即达5000余人。” 这一记载与我的推测有所出入，县志认为萧山来氏是由绍兴分支而来，我则根据始祖来廷绍的行踪认为绍兴一支是由萧山分去，或者说南渡时有一支到绍兴，另一支由江西转萧山，但因缺乏足够文献，只能存疑了。 我过去只从家谱上得知萧山来氏来源于河南鄢陵，但未作深究，1983年在《萧山县志》定稿会上遇到河南方志学家杨静琦女士，承相告鄢陵来氏为萧山来氏之始，并邀任《鄢陵县志》顾问。1989年我亲赴鄢陵，当地修志人员相告，该县姓氏中确有来姓，其族人多居住于本县来家村。近年为更多了解来姓，曾函询鄢陵县志办张嘉波主任，经调查后回函相告说：“鄢陵县城西陈化店镇丁集村尚有来氏一族聚居，有30余户，200余人，但始居年限不详。估计两种可能，一是南宋时鄢陵来氏南迁萧山时所遗留，一是后来又由萧山迁还河南的一支。” 总之，河南既是萧山来姓的始源，也是萧山来氏繁衍外省的重要省份。
龟虽寿——扩写
【原诗】
龟虽寿 步出夏门行
[魏]曹操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téng)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作者介绍】
政权： 曹魏
外貌：身长七尺余，约合现今1.67米，细眼长髯
曹操（155.2.24.－220.1.15），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于政，曹操消灭了北方的众多割据势力，恢复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于文，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曹操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宦官家庭。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十常侍中的一员，汉相国曹参的后人。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曹嵩的出身，当时就搞不清楚，所以陈寿称他：“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夏侯氏之子。官至太尉。
【文学成就】
曹操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观沧海》、《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龟虽寿》等不朽诗篇。后人并且辑有《曹操集》。
【写作风格】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创作背景】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率领大军征伐当时东北方的大患乌桓。这是曹操统一北方大业中的一次重要战争。远征途中，他写下了乐府歌辞《步出夏门行》（属于《相和歌·瑟调曲》）。这一组诗包括五个部分，开头为“艳”辞，即序诗，以下各篇分别取诗句命名，依次为《观沧海》、《冬十月》、《河朔寒》（亦作《土不同》）、《龟虽寿》。从音乐曲调上说，五个部分是一个整体，从歌词内容上看，四篇则可以独立成篇。
【重点词句解释】
骥：良马。枥：马槽。烈士：有远大抱负的人。已：停止。竟：终结。永年：长寿。螣蛇：传说中龙的一种，能乘云雾升天。意思是：伏在马槽上的千里马虽然老了，仍抱着驰骋千里的志向。同样，英雄虽已老去，他建工立业的壮志却永不停止。在这四句诗中，曹操以千里马自喻，表现了人老志不衰的精神，抒发了一统天下的壮志和豪情。
【注释】
①本诗作于建安十二年(207)，时曹操五十三岁。诗中融哲理思考、慷慨激情和艺术形象于一炉，表现了老当益壮、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②"神龟"二句：神龟虽能长寿，但还有死亡的时候。神龟，传说中的通灵之龟，能活几千岁。寿，长寿。竟，尽，完。
③"螣蛇"二句：螣蛇即使能乘雾升天，最终也得死亡，变成灰土。螣蛇，传说中与龙同类的神物，能兴云驾雾。
④骥(jì)：千里马。枥(lì)：马槽。
⑤烈士：有雄心壮志的人。暮年：晚年。
⑥盈缩：指人的寿命长短。盈，长。缩，短。
⑦但：仅，只。
⑧养怡：保养身心健康。
⑨永：长久。
⑩ 幸甚至哉：两句是合乐时加的，跟正文没关系。
11.永年：长寿.
【译文】
神龟的寿命虽然十分长久，但也还有生命终结了的时候。
螣蛇尽管能乘雾飞行，终究也会死亡化为土灰。
年老的千里马伏在马棚里，它的雄心壮志仍然是一日驰骋千里。
有远大抱负的人士到了晚年，奋发思进的雄心不会止息。
人的寿命长短，不只是由上天所决定的。
只要自己调养好身心，也可以益寿延年。
真是幸运极了，用歌唱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吧。
[编辑本段]【品评】
这是一首富于哲理的诗，阐发了诗人的人生态度。诗中的哲理来自诗人对生活的真切体验，因而写得兴会淋漓，有着一种真挚而浓烈的感情力量；哲理与诗情又是通过形象化的手法表现出来的，因而述理、明志、抒情在具体的艺术形象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诗中 “ 老骥伏枥 ” 四句是千古传诵的名句，笔力遒劲，韵律沉雄，内蕴着一股自强不息的豪迈气概，深刻地表达了曹操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全诗的韵调跌宕起伏，开头四句娓娓说理， “ 犹有 “ 终为 ” 两个词组下得沉着。而 “ 老骥 ” 以下四句，语气转为激昂，笔挟风雷，使这位 “ 时露霸气 ” 的盖世英豪的形象跃然纸上。而最后数句则表现出一种深 沉委婉的风情，给人一种亲切温馨之感。全诗跌宕起伏,又机理缜密,闪耀出哲理的智慧之光,并发出奋进之情,振响着乐观声调.艺术风格朴实无华,格调高远,慷慨激昂,显示出诗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热爱生活的乐观精神.
人寿命的长短不完全决定于天,只要保持身心健康就能延年益寿,这里可见诗人对天命持否定态度,而对事在人为抱有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
【主旨】
抒发了诗人不甘衰老、不信天命、奋斗不息的壮志豪情。
【现在版本】
曹操——《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南朝钟嵘写了一部《诗品》，品评诗人，区分第等，把曹操的诗置于下品。可是，曹操的诗却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使后代无数英雄志士为之倾倒若狂。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时代重兵在握的大将军王敦，每酒后辄咏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击打唾壶为节，壶口尽缺。为什么理论家的眼光同读者的赏爱如此大不相同呢？这是一个颇为发人深思的问题。
王大将军击节赞赏的诗，是曹操乐府诗《步出夏门行》的第四章－－《龟虽寿》。曹操当时击败袁绍父子，平定北方乌桓，踌躇满志，乐观自信，便写下这一组诗，抒写胸怀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此时曹操已经五十三岁了，不由想起了人生的路程，所以诗一开头便无限感慨地吟道：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庄子·秋水篇》说:“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曹操反其意而用之，
说神龟纵活三千年，可还是难免一死呀！《韩非子·难势篇》记载：“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 同矣！”“腾蛇”和龙一样能够乘云驾雾，本领可谓大矣！然而，一旦云消雾散，就和苍蝇蚂蚁一样，灰飞烟灭了！古来雄才大略之主如秦皇汉武，服食求仙，亦不免于神仙长生之术的蛊惑，而独曹操对生命的自然规律有清醒的认识，这在谶纬迷信猖炽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更可贵的是如何对待这有限的人生？曹操一扫汉末文人感叹浮生若梦、劝人及时行乐的悲调，慷慨高歌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自比一匹上了年纪的千里马，虽然形老体衰，屈居枥下，但胸中仍然激荡着驰骋千里的豪情。他说，有志干一番事业的人，虽然到了晚年，但一颗勃勃雄心永不会消沉，一种对宏伟理想追求永不会停息啊！
这首诗始于人生哲理的感叹，继发壮怀激烈的高唱，复而回到哲理的思辨：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曹操对人生的看法颇有一点辩证的思维，他首先讲尊重自然规律，人总是要死的。接着讲人在有限的生命里，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积极进取，建功立业。
最后再谈到人在自然规律面前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一个人寿命的长短虽然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但也不是完全听凭上天安排。如果善自保养身心，使之健康愉快，不是也可以延年益寿吗？曹操所云“养怡之福”，不是指无所事事，坐而静养，而是说一个人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不应因年暮而消沉，而要“壮心不已”－－要有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和积极进取精神，永远乐观奋发，自强不息，保持思想上的青春。曹操以切身体验揭示了人的精神因素对健康的重要意义，从这方面来说，它不又是一篇绝妙的养生论吗！
《龟虽寿》更可贵的价值在于这是一首真正的诗歌，它开辟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汉代人的思想禁锢了三四百年，弄得汉代文人不会写诗，只会写那些歌颂帝王功德的大赋和没完没了地注释儒家经书，真正有感情，有个性的文学得不到发展。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分崩，风云扰攘，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一世之雄而雅爱诗章的曹操，带头叛经离道，给文坛带来了自由活跃的空气。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身边聚集了“建安七子”等 一大批文人，他们都是天下才志之士，生活在久经战乱的时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慷慨激昂。正如《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尤其是曹操，鞍马为文，横槊赋诗，其诗悲壮慷慨，震烁古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充满激情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爽朗刚健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曹操是最突出的代表。千百年来，曹操的诗就是以这种“梗慨多气”风骨及其内在的积极进取精神，震荡着天下英雄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可贵特质，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灼着夺目光彩。钟嵘将曹操置于下品，主要是嫌其“古直”而少文彩，殊不知曹操这样一位豪气盖世的英雄，是不屑于雕章啄句的。钟嵘六朝时人，当时文学之士很讲究文彩华美，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钟嵘对曹操的评价过低，显然是时代风气使然。我们知道，任何文学－－包括诗歌在内，文彩较之内容，毕竟是第二位的。关于曹操的文学地位，过去常为其政治业绩所掩，而不为人重视，其实，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有卓越贡献的人物，特别对建安文学有开创之功，实在是应当大书一笔的。 （张铁明）
南朝钟嵘写了一部《诗品》，品评诗人，区分第等，把曹操的诗置于下品。可是，曹操的诗却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使后代无数英雄志士为之倾倒若狂。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时代重兵在握的大将军王敦，每酒后辄咏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击打唾壶为节，壶口尽缺。
写这一组诗时，曹操刚击败袁绍父子，平定北方乌桓，踌躇满志，乐观自信，充满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此时他已经五十三岁了。想起人生路程，诗一开头便无限感慨地吟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庄子•秋水篇》说:“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曹操反其意而用之，说神龟纵活三千年，可还是难免一死呀！《韩非子•难势篇》记载：“飞龙乘云，螣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 同矣！”“螣蛇”和龙一样能够乘云驾雾，本领可谓大矣！然而，一旦云消雾散，就和苍蝇蚂蚁一样，灰飞烟灭了！古来雄才大略之主如秦皇汉武，服食求仙，亦不免于神仙长生之术的蛊惑，而独曹操对生命的自然规律有清醒的认识，这在谶纬迷信猖炽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更可贵的是如何对待这有限的人生？曹操一扫汉末文人感叹浮生若梦、劝人及时行乐的悲调，慷慨高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自比一匹上了年纪的千里马，虽然形老体衰，屈居枥下，但胸中仍然激荡着驰骋千里的豪情。他说，有志干一番事业的人，虽然到了晚年，但一颗勃勃雄心永不会消沉，一种对宏伟理想追求永不会停息啊！这首诗始于人生哲理的感叹，继发壮怀激烈的高唱，复而回到哲理的思辨：“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曹操对人生的看法颇有一点辩证的思维，他首先讲尊重自然规律，人总是要死的。接着讲人在有限的生命里，要去积极进取，建功立业。最后再谈到人在自然规律面前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一个人寿命的长短虽然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但也不是完全听凭上天安排。如果善自保养身心，使之健康愉快，不是也可以延年益寿吗？曹操所云“养怡之福”，不是指无所事事，坐而静养，而是说一个人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不应因年暮而消沉，而要“壮心不已”－－要有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和积极进取精神，永远乐观奋发，自强不息，保持思想上的青春。曹操以切身体验揭示了人的精神因素对健康的重要意义，从这方面来说，它不又是一篇绝妙的养生论吗！
《龟虽寿》更可贵的价值在于它开辟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汉代人的思想禁锢了三四百年，弄得汉代文人不会写诗，只会写那些歌颂帝王功德的大赋和没完没了地注释儒家经书，真正有感情，有个性的文学得不到发展。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分崩，风云扰攘，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一世之雄而雅爱诗章的曹操，带头叛经离道，给文坛带来了自由活跃的空气。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身边聚集了“建安七子”等 一大批文人，他们都是天下才志之士，生活在久经战乱的时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慷慨激昂。正如《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尤其是曹操，鞍马为文，横槊赋诗，其诗悲壮慷慨，震烁古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充满激情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爽朗刚健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曹操是最突出的代表。千百年来，曹操的诗就是以这种“梗慨多气”风骨及其内在的积极进取精神，震荡着天下英雄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可贵特质，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灼着夺目光彩。钟嵘将曹操置于下品，主要是嫌其“古直”而少文彩，殊不知曹操这样一位豪气盖世的英雄，是不屑于雕章啄句的。钟嵘六朝时人，当时文学之士很讲究文彩华美，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钟嵘对曹操的评价过低，显然是时代风气使然。我们知道，任何文学－－包括诗歌在内，文彩较之内容，毕竟是第二位的。关于曹操的文学地位，过去常为其政治业绩所掩，而不为人重视，其实，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有卓越贡献的人物，特别对建安文学有开创之功，实在是应当大书一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