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公子百家号（焱公子百家号）

本文目录一览：

• 1、孺子百家对后世的影响
• 2、鬼公子炎魔在哪可以看
• 3、百家姓之范姓的历史发展
• 4、百家姓中有没有“肖”
• 5、百家姓 彭姓氏的由来和历史
• 6、为什么鬼公子炎魔看不了

孺子百家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演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

1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

在商代和西周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已经开始形成，武王伐纣时说“牡鸡无晨，牡鸡之臣，唯家之索。” ，伯夷、叔齐事件，都为当时政治文化的体现。然而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尚未成熟，各种思想激烈碰撞。各地部落的普遍现实存在和分封制的施行，加之政治军事兼并的不断发生，各国寻求治国之法，使得在东周时期各地各国学者们持有大相径庭的各种思想。交相辩难，百家争鸣。这是中国政治文化迅速发展并趋于成熟的时代。就中国的实际政治文化发展而言，百家之中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主要是儒家、法家、道家三派。

1）儒家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倡仁义孝悌，一方面，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维护礼制进而维护等级制度，维护君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提出了君主的义务和责任；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强调作为民众的独立人格。

孔子之后的孟子更将民众提到了高于君和社稷的地位，孟子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一方面，儒家维护等级制度和君权，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君臣履行各自的义务和权利，任何一方都不该要求对方无条件的服从和妥协。孔子主张以“仁政”治国，反对过分剥削压迫，提出了富民、惠民的主张。先秦儒家并不主张禁欲，而是推己及人。“礼”是儒家思想推行的工具。

儒家思想强调维护内部制度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在竞争角逐激烈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得以特别的任用。但是人们如果因此就认为儒家在先秦至秦代地位尚低，确是有失公允的。儒家在战国时代，已经遍布七雄诸国。到了秦朝，秦始皇要坑杀方士、术士时，公子扶苏就以其中有些人毕竟是儒生为理由，为他们辩护；而秦朝朝堂之上也有儒生为臣。这些都说明秦朝是并不特别排斥儒生的。所谓“坑儒”，其实是坑杀包括一些儒生在内的方士、术士。一旦统一，维护政权统一就成了当务之急，儒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统治者的思想骨干之一。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外部政治环境稳定的前提下，儒家思想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的稳定作用是显著的、惊人的。

2）道家的政治文化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道家并不像其他学派一样奔走诸侯之间，寻求任用。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家的自然哲学是其治国之道的理论基础。“道”即“自然”是永恒常在的、无所为的，天地万物都因“道”而生成，那么“道”又是“无不为”的。作为国家统治者，如果能够谨守“道”而勿失，百姓就可以自生自化，安宁质朴地生活。与老子同为道家代表人物的杨朱认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道家的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然而“无为而治”并不是消极怠慢而无所作为。道家学派的思想，对后世一些新朝代建立时顺应人民的普遍政策期望，制定百废待兴、休养生息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家对战争等剧烈的社会动荡，十分反感。他们进而认为，好的政府，是人民安居乐业，而不知管理者之管理的政府。使人们处处能感觉到管理者的痕迹，进而认为高质量的生活是拜管理者所赐的看法道家并不认同。在西汉初年，统治者大都以道家思想作为主要管理思想，我们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对一个饱经战乱的国家所能起到巨大积极作用。

3）法家政治文化理论

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韩非子等人。他们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法律统一，不分亲疏。但事实上法家这种“法治”与现在的法治大相径庭。因为在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以贵族世袭，贵族拥有特权，并把持国家政治，这造成了君权旁落和政治腐败。法家在这种环境下通过提高君权，反对贵族特权而被君主所赏用。在法家理论中，君主同时具有立法和司法权力。而君主制定的法律为民众遵守的同时，统治者也使用一些手段来对属下进行考核和考验，甚至动用一些“术”，目的是使权力显得高不可攀、神秘莫测，使人畏君，从而战战兢兢。这也是后世君权被一再抬高的理论源头之一。而且统治者虽然是法律的制定者，但并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先秦法家也受到儒家的影响，比如吴起就主张国之安危“在德不在险”。法家和儒家，对后世影响很深。有人说“阳儒暗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隋文帝虽然尊崇儒教，却曾经派自己的手下以一些物品为诱饵贿赂官员，然后对这些不知是计的官员予以重罚，这其实是对“术”的一种使用。儒家是维护旧有的君权与贵族制度，法家则是抬高君权，压抑贵族的权力。

4）先秦其他学派思想

除了儒、道、法三家以外，先秦还有阴阳家、名家等其学派。如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提出的五德思想，是后世帝王统治国家的重要理由理论根据。每个朝代，都会宣扬五行中的一“德”，以五德相克相生之理，确定其统治的合法性。再如名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名家研究名辩之学，启迪各派围绕“名”和“实”的问题反复辩难讨论，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源流之一。

应该说，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虽成为后世政治文化发展的基座，但后人并不再像先秦这样竞相创造流派，而是以先秦各流派为基础，杂糅其他外来思想，或者相互融会贯通，进一步发展；或者借先秦流派的名与理论，阐述自己观点。

2先秦平民政治与士风的形成

先秦时代，失势贵族、布衣平民通过游说宣传自己政治观点和主张这个办法来影响政治的例子很多。君主通过采纳这些人的意见和政治理论，或提高君权的实力以更好地控制国家，或提高国家的实力以称霸。而一些贵族也迎合这个潮流，大量收养门客，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容易地操纵政局，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种参与政治的形态，我们可以称为“门客政治”。平民百姓大肆议论政治，而一跃成为官僚乃至贵族的门客政治形态，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没落贵族、平民百姓均用这种方式以图任用。这种风气在战国时代最为盛行。

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等级制度变得并不森严。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人格得到时人重视，“士风”盛行于人际交往、政治活动之中。士风具体体现在：一、重视个人尊严；二、个人尊严要靠个人道德来承托和维持；三、个人道德要靠他人的认同来达到。

西方人普遍认为个人尊严是神所赋予，而中国人的个人尊严，则是通过众人的认可来取得的。春秋战国之士人，为了“士”的精神，可以抛弃生命，去做必死之事。“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成为了士人的信条，以“忠”、“信”作为个人准则。士风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延续千年而不变。人们相对于对自我人格的认同，更倾向于使他人认同自我。表现在政治文化上，经常会倾向于忽略事件的过程与结果，不惜损失利益和退让或者进而以过激手段以求得到对方的尊重。士风传承千年，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极重要的一部分，在各个时代，它的内涵，也有很大变化，但都不会离开以严守个人道德与价值观的方式，维护个人尊严、个人意志。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

1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化演变与影响

1）两汉政治政治文化的演变及影响

西汉初年，统治者采用道家的思想，以无为的思想治理国家。到了汉武帝时，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官方政治文化的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从此，在中国政坛上儒家话语成为主流话语，截然不同的观点都是通过儒家的话语体系来进行表述的。中国古代朝廷上做殊死斗的双方争辩起来都要引儒家大义，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政治原则。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把对方说成小人把自己说成君子是常出现的伎俩。其实只有真正进入对话语境的人才能听到弦外之音的精细之处。

事实上，在秦朝，儒家经典已经开始发挥我们今天称之为“政治正确”的作用了，在秦始皇焚书坑方士，始皇死，二世篡位时当事人的话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儒家政治文化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采纳。中国古代政客言与行的分化遂形成，政客们即使是对开渠引水或者治理黄河这样实际的、事务性的问题，都要引申大义，引用圣贤之语录。他们以讨论伦理道德和天地的语言和方式来讨论日常政务。

董仲舒之后，又以阴阳家的思想为基础，发展了图谶、五德等学说，强调天意，为政权合法性增加理论基础。董仲舒认为天与人具有相同的气质，因此天人之间可以感应，达到“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他说，“天”的意志可以通过天子传达到世界上，听天子的命令就是服从“天意”。“天”可以通过降临祥瑞或者灾异来表示对皇帝为政得失的意见。皇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抬高和神化，天意的强调，抬高并维护了等级制度，将等级制度说成是天意，更使中国的权力崇拜成为了两千年来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邹衍将殷周以来人君受命观念五行化，是建立在五行相克的原则之上的，从黄帝的土德开始，到夏禹的木克土，商汤的金克木，推到周文王的火克金。秦始皇统一中国，完全接受了邹衍的五德相克理论，自封水德，克火（周）而起。汉高祖建国，按理该克秦而为土德。但文帝丞相张苍却不同意，“推以为今水德”。实际上，张苍代表了不承认秦朝合法性的一派。到文帝十五年，再次讨论五德，“申明土德事”。说明汉文帝是承认秦朝的。五德学说自邹衍起，发展至两汉，已经深入世人内心，成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这种神学化的政治文化，到两晋时代被包括胡人少数民族在内的民众所接受。

2）两晋门阀政治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化承自两汉，而胡人入主中原，对后世的中国政治文化造成了许多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政治文化大发展的第二个时代。先秦诸学派在这时都有了很大发展，也发生了许多大的变化。魏晋时代是中国政治文化人性高涨的时代。

两汉政治，以儒家为尊，东汉以名教治天下。即以儒家为标准（孝廉），以人的声名选拔官僚和推行教化。人们为了做官，就拼命追求声名。而这样追求的结果，就是名不副实。历史学家唐长孺认为：“到了东汉末年，这个名教的法宝有点不甚灵验：第一，它业已不能维系人心；第二，根据名教标准选拔的官僚由于盗窃虚声和名不副实以及选举为宦官、外戚、大族和朋党所把持之故，非但不能如统治阶级所期望的那样和缓及镇压人民起义，相反的是由于这一些人的贪污无能，促使革命加速的爆发起来。黄巾起义之后，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士人急于要另外寻找一种更好的政治理论，让自己可以继续统治下去。”

到了曹操崛起，他以“唯才是举”作为用人标准，一反汉代统治者尚“名”的传统。汉末、三国初期，政治理论家都有对法家的趋向。诸葛亮与曹操在对于汉室的态度上虽然不同，但政治主张之出于法家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的统治政策也有相同之点。东汉人结党标榜，尚名背实的风气是与法家的“综核名实”、“尊君卑臣”是想违反的。在曹操之后，曹丕以禅让的形式登上皇位，这种做法在中国的信史中是一个创举。他以儒家所推崇的尧舜禹时代的禅让为依据，进行至少是表面和平的政权交接。这种做法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成为了非常流行的政权交替、权臣称帝的程序。它不但确保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它是不流血的政权交接，顾及新旧势力的面子，让旧统治者的死党多少能够接受，它更把新政权的君主与尧舜禹这样的传说中的圣贤相提并论，提高了新政权统治的合法性。

而东汉时代的名教，到了魏晋时代被九品中正制取代。九品中正制的结果，是汉代已经出现的家族政治的端倪，在魏晋时代愈演愈烈。终于，晋以后，门阀政治成为了当时政治的主流，而家族血脉，也成了任用人才的重要标准。对南方政权和南朝政权如此，对北方的诸胡族政权亦然。然而究其原因，并不相同。胡族政权也出现大族名门的原因，之一是汉族政权对其长期统治和胡族部落与汉族的同化，另一个原因是胡族部落本身就有酋长，一个个的部落文化多少有所不同，他们是天然的形成大族的种子，一旦接触到中原家族政治文化这个土壤，就立刻生根发芽，并且其发展之迅速、之极端，甚至超过汉族门阀。胡族政权本身带有部落联盟的性质，到了夺取了统治权，就会进行政治分赃，于是，己方联盟的部落酋长，成为了新的大族。魏孝文帝汉化之时，将门阀政治全盘吸收，对胡族改胡姓、制国姓，并且以此为判定人才的标准。尽取门阀政治之糟粕。南方门阀是北方中等世族，在晋南迁过程中抓取政权真空而形成的。北方胡族门阀酋长，多长于戎马，而疏于管理，是其门阀并未给北魏的统治带来生机，而且一经战乱，就迅速崩溃的原因。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部时，西魏-北周形成了“关陇本位集团”（陈寅恪语），其中有原六镇人的武川军阀，有关陇大族，也有北魏旧皇族。这一门阀统治，一直延续到唐代，北周、隋、唐皇族，都是武川军阀家族。受到门阀政治的影响，世人将家族血缘看得极重，并且作为政治资源之一。南方直到侯景之乱以前，都是世族把持政治。自东晋到陈亡，期间一至五品官员数量，王氏共171人，谢氏70人，门阀政治，由此可见一斑。

3）魏晋风度对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

魏晋风度对后世影响极大。这种思潮有个特点，一是疏放豁达、尚自由的观念；一是品评世人、尚谈玄理。三国后期，司马氏掌权，哄抬礼教、孝道，施行高压政治。一些当时名士、旧贵族，如嵇康、阮籍等人，遂崇老庄，“非汤武而薄周孔”。崇尚自由，摒弃礼教与等级。司马炎承禅让而称帝（又是禅让）之后，这种风气向上延续到皇家。遂成为社会之主流。在这种风气下，人们的等级观念变得淡薄。《世说新语》记载：“元皇初见贺司空，言及吴时事，问：‘孙皓烧锯截一贺头，是谁？’司空未得言，元皇自忆曰：‘是贺劭。’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无道，创巨痛深，无以仰答明诏。’元皇惭愧，三日不出。”高贵如晋元帝，为自己失语而惭愧不知所措、三日没有颜面上朝。可为当时政治文化之明证。

在政治上，他们并不全盘否定名教，而是改变了品评人物的标准。品评更加盛行。魏晋以来，士大夫变本加厉地继承品评的传统，讲究言谈容止，品目标榜，风行一时。在人性高涨的魏晋六朝，东汉时品目的儒家色彩淡化，变成了对人的才性、个性、容止、风貌的鉴赏和品藻。一经品题，身价十倍。范逵到陶侃家作客，当时陶家贫困，陶母卖发为食，砍了柱子做柴禾，款待范逵。第二天，陶侃又追送百里，范逵说：“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结果范逵的宣扬，使陶“大获美誉”。王羲之刚步入社会之时，并无名声，参加名士周觊的宴会，按资历坐在最后，只因周觊亲自赠其牛心，遂名声大震。《世说新语》记载：“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像温峤这样的英雄人物，屈指可数，而品目将其归为第二流，他竟然也“失色”了。《世说新语•政事》注称品目是“取士之本”，可见是为用人服务的。

魏晋士族，家道相传，以此为本。然而对于世族来说，他们以雅道相传，却不出几个忠臣。国难当头，世族子弟先要维护家族荣誉，然后是国家利益。即使江山易色，他们一样可以吟风弄月，啸傲东山，新主子如果想长久立足，一样要邀请他们主持政府。

4）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尊奉和宗教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积极参与政治。汉末有黄巾军、张鲁；西晋末年，青城山道教领袖范长生下山，使氐族李氏在蜀中站稳脚跟，建立政权；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兵对抗东晋政权；北魏初年寇谦之积极参与拓拔焘的政策制定；南朝梁帝与陶宏景书信来往，讨论政事。然而到南北朝末年，北齐禁绝道教，北周独尊儒教，对道教造成了重大的打击。据《资治通鉴》记载，北魏重臣崔浩厌恶老庄而虔信道教，这说明道教在彼时尚未与道家结合为一体，大概还是一种巫术组织。从黄巾、张鲁、范长生、孙恩、卢循都有军事组织并囤积粮草等事实看，至少道教的一些流派在当时是一种有严密组织、准军事化的宗教。这种组织形式，在以后一直作为反抗暴政的一种民间自救组织，以不同的信仰形式存在着。

北方风貌，与此不尽相同。北方胡族豪酋，在入主中原之前，大都已经被儒家思想同化。如匈奴屠各贵族刘渊、鲜卑部落慕容氏家族、氐族豪帅苻氏家族、匈奴卢水贵族沮渠蒙逊，史书上记载他们虔信儒家。入主中原或建立政权后，他们极力推崇儒家，努力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政治文化体系。言谈举止如儒生一般引经据典，以儒家思想为自己的信条。但又在儒家以主的前提下，常常徘徊在佛教与道教之间。佛教在汉代入中原后，因为其提倡人人平等，见君主之礼节，一向为儒家所诟病。经过几番辩难之争，佛教之平等信仰，不得凌驾于皇权之上，终于以平民礼节面君。

5）大分裂时期北方政治文化的发展

北魏统治者拓拔宏，进行汉化改革，使胡人改姓汉姓，接受汉族人的生活方式。而在此之前，鲜卑族人的政治观念就已经被汉族同化。中原的礼教，已经逐渐取代了鲜卑人的风俗。从拓拔宏为冯后守孝而引发的辩论，我们看到这些胡人对汉族政治文化的倾慕、执行之精细，有些时候甚至连当时汉人也自愧弗如。西魏的实际统治者，鲜卑人宇文泰，对西周制度、儒家思想情有独衷。大力任用关中大族武功人苏绰，推广儒家思想，并且在政治制度上，极力复古并模仿西周。宇文泰之子宇文邕为北周武帝，组织儒教、道教、佛教学者辩论（从此，儒家始有儒教之称），议定次序。最终确定儒教为上，道教此之，佛教最末。后又禁绝道、佛二教，儒教独大的形态遂形成。到了隋替代北周，进而南下平陈，中国得以再度统一，儒教被遵奉到了更高的地位。如果说从前是儒教与胡俗共存的时代，隋朝则是儒教高于一切的时代。而实际上，隋更是 “阳儒暗法”。隋文帝虽然尊崇儒教，但也对国家进行严刑峻法的统治。曾经使人以一些物品暗中贿赂官员，得到结果后重罚收受贿赂的官员。隋文帝甚至禁绝人们以音乐娱乐，抬高皇权，提倡科举，以此推行教化。而到唐代，政治有所放宽。隋朝可以看作是几百年政治文化的混乱之后的一个整合，这是皇权在长达几百年大分裂时代人们尊尚政治自由、开放到了极点之后的抬头。

2宋、元、明、清时代政治文化的演变与影响

宋朝之后的政治文化发展一反在魏晋到隋唐这段时间里崇尚自由不羁，强调个人独立性的方向，转而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礼教在这个期间，迅速抬头。随着社会的发展，硕大无朋的国家管理，并不是皇帝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而随着权力下放，作为臣民，在这个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左右政府政策的机会和权力。

1）理学的形成及影响

理学，作为一种思潮，滥觞于北宋初年。由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开其端，形成一股批判魏晋隋唐以来的佛、道政治观，复兴儒学思想的洪流。国家即放大的家庭，家庭即缩小的国家。礼教与孝道是其连接的纽带。宋明士大夫片面强调礼教，使礼教成为僵化的规范。朱熹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俨然没有一点变通余地，但是实际上先秦儒家并不是如此不变通，《孟子•离娄上》记载，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欤?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授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授,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授之以手,权也。在孟子看来，礼教并不是僵化的规范，也存在一定的变通性。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里全无体现。先秦儒家并不主张禁欲，而是推己及人，而宋明时代的礼教则提倡“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这些理论改变了魏晋隋唐以来相对开放博大的政治文化风气。宋代起，政治争论被抹上强烈的道德色彩。

2）政治制度、政治风气对政治文化影响

宋朝抑武扬文，成为了士大夫们的乐园。宋朝设置“御史台”和“谏院”，作为监察机关，又规定其他高级官员也可以随时对政策提出抨击。在唐代，官员的弹劾与检举如果被认做失当，可能被免职或者处死，而在宋朝，通常被贬往外地做官而已。这种政策鼓励谏议，并且对谏议者的责任设定过轻。这就造成了谏议成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到了明代，大臣杨涟面对“君命”之诛，不但毫无冤屈之怨，反而担心有损君王圣明。这就是谏议成为传统，而君王成为绝对权威后的结果。“武死战，文死谏”，作为士风的延续，中国儒生文人负有直言不讳反对失政之举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明末重臣当众受廷杖，没有法律保护他们，然而17世纪东林书院的儒生仍猛烈抨击宦官乱政，不惜因此而身受刑戮。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中央政治体制的发展是在变化中逐渐趋于成熟，合理和科学。这以唐代的三省六部为标志，中书省负责直接辅佐皇帝决策并向下级部门发出命令，尚书省负责执行诏令与具体行政工作，门下省看起来是三省中位置最低下的一个部门，但其权限不可小视：负责审核皇帝和中书省的的决议，如果不合法或者合理，就予以驳回。皇帝的每一个诏令，都必须有三省长官的附议（尤其必须得到门下省的审核同意），否则下级官员就不得执行。举例来说，名臣魏征所担任的就是门下省的首长，史书上传为美谈的魏征抗上与讽谏也就是他驳回李世民的诏令而导致李的“上意”没有办法达成。有一次一天之中李数次把决议送至门下省数次被驳回，到最后还是不得不取消该决议。谏议甚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品格和节操的标志。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实际情况并不像制度上所描绘得那么美妙。魏征与李世民的事，是因为后人无法做到，才传为美谈。如果真的按照制度描绘那样执行，有大臣不同意，皇令就无法执行，那么魏李之事，则应该是政治活动中再正常不过的日常政务，又怎么可能成为美谈？制度在君主的绝对力量和权威面前显得渺小不堪，审核政策的部门尽管他们拐弯抹角地增加自己的权限，实际上并没有与皇权相抗衡的能力。这是力量对比和传统政治文化使然，不是制度改革就可以解决的。谏议系统在各个方面，以儒家大义限制皇权，但“各个方面”，惟独很少涉及政治决策。

3）平民影响政治、参与政治的方法

下层国民很少有谏议的机会，对政治制度格局也漠不关心。中国人世世代代对政治的期盼，是清官、明主。他们在遇到个人社会危机的情况下，通常诉诸鸣冤上告，或者进而去更高的行政机关上告鸣冤。鸣冤上访的传统政治表达方式，在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在难以生存的情况下，他们也会通过秘密结社，通过宗教进行团结笼络，形成较严密的组织，然后通过暴力手段来影响政策。弥勒教、白莲教、明教、天地会等组织都是这样形成。在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是较成功的一支，而义和团则影响较大。这些组织活动，多以宗教、鬼神故事为号召，假天之名，“讨伐无道昏君”。早在秦末，陈胜吴广就是通过这种手段揭竿而起的。而后，三国魏晋时代黄巾军、孙恩卢循军，以及南北朝时代大量的佛教起义等，都是以同样的手段为号召，只不过其纲领思想、规模和组织都没有后世严密。下层人民以这样的形式干预政治，是因为中国政治文化，讲血统及出身。在理论上，下层人民可以通过科举参与政治，但是科举考试耗资很大，需要一个人用半生时间不劳作而学习，以中国农村下层人民的财力，是不能够承担的，而全村人集资供奉一人考科举，只不过是小说里出现的故事罢了。下层人民要干预政治，同时又没有好的出身作为号召，于是只好诉诸于鬼神，称起兵乃天意，为自己的活动增添合法性筹码。中国人崇上的政治文化，在此可见一斑。在君主之上有神佛，无可依靠的下层人民，就借助神佛为号召，进行对旧官僚的政治颠覆活动。然而一旦颠覆，翻身的下层人即坐上宝座，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朱元璋早期抗元，参加当时的秘密结社组织。而到雄居一方时，发檄文讨伐张士诚，言辞竟都是指责张士诚对元政府的不忠。建立明朝后，又禁绝各类秘密结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起兵之始，就没有一个可以严格执行的纲领，并且在思想上，他们的崇拜权力情结与统治阶层别无二致。是以中国政治运动往往只停留在“治乱兴衰”的阶段，对社会结构、生产运动只造成一些破坏，而并无推动。

3近代、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

1）旧结构的解体，近代政治文化的发展

进入近代后，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中国。爆发于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不同于以往发生过的任何一次战争。当时的英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已经在世界上建立起庞大的殖民主义体系，鸦片战争就是英国为了向亚洲扩张而发动的一次殖民主义战争。传统中国面临的危机是极为深刻的：它不是普通意义的“亡国”、“亡天下”的民族危机，它是整个传统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解体，乃至政治文化、生存方式解体的危机。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根本上就是一种政治文化危机。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入，西方政治文化也随之涌入。西方政治文化在中国人眼中映射出既无礼又先进的双重景象。当这种政治文化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碰撞时，旧的中国政治文化被碰得四分五裂，中国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中国开始摆脱以往独大一方的隔绝状态，开始走向世界了。

19世纪

鬼公子炎魔在哪可以看

哔哩哔哩。《少年鬼公子炎魔》是于2011年在日本上映的动漫。哔哩哔哩上有很多日漫，包括《少年鬼公子炎魔》。故事讲述化生为“炎”的炎魔的使命是狩猎从魔界逃走的“魔”。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与搭档雪鬼姬，情报收集人卡巴艾尔一起来到了人类世界。

百家姓之范姓的历史发展

范姓 历史 发展

起源

范，在汉族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中是一种草，产范草的地方也称为范。小篆中范的字型是从草、从水。

范姓是蛇图腾，以蛇为氏族族徽，由表木、水、蛇组成。是巳，为蛇图腾，丫”是表木，“十”是“四方”，[1] 代表四时。汜人居范邑，也以地为姓。

范氏部分起源于河南 范县 东南高码头乡老范庄村。

范氏授姓地位于河南 范县境内，原授姓之地范邑位于现范县张庄乡东旧城村。

范(Fàn)姓源出有：

源流一

出自祁姓，东周时期杜伯之后，以封邑名为氏。明朝姓名名典《姓觽》[2-4] ：“杜伯无罪见杀，其子隰奔晋，为晋士师，子孙以职位为氏，遂为士氏。晋上卿士会佐文公，襄公，又灭赤狄有功，食邑于范，为范氏。” 据《古今姓氏书辨证》和《元和姓纂》所载，周成王灭唐，迁之杜，为杜伯。杜伯无罪见杀，其子杜隰叔奔晋，其孙杜蒍在晋国担任士师(步兵)，遂为士氏，称士蒍，其玄孙士会因功封于范(今河南省范县)，子孙遂以封邑范为姓，称为范氏。士蒍后世大宗世代称士氏，士蒍有二子，长子士缺、次子士毂。士缺又有二子，幼子名士会，是为范武子。士会后累迁至晋国正卿，封于随邑，为随氏之祖，又封于范邑，立范氏，为范氏始祖。士会嫡子 范文 子士燮，为国之贤臣;次子士鲂，立彘氏，士鲂便是彘恭子。幼子士囏侍秦，复刘氏，汉高祖刘邦就是他的后代。士燮生范宣子士匄，善刑法，执政晋国。士匄生范献子士鞅，又为晋国执政。士鞅生子范昭子士吉射，因为前497年赵氏发生内乱，赵鞅杀死了中行氏的姻亲邯郸赵午，也作为中行氏姻亲的范吉射帮助中行氏和邯郸赵氏一起对赵氏进行围攻，但最终被四卿打败为赵简子所驱逐，范氏才退出了晋国政坛。此时，士蒍已是子孙满 天下 。

范氏的始祖，在得姓之初便已显赫万分，自士会范武子以后，范文子、范宣子以及范献子，世代都是晋国的上卿，可以说是曾经左右早期的世家钜族之一。

范传福《百家姓》范姓起源

源流二

出自楚国，以地为姓：楚国有范地，左传文公九年，有范山。

源流三

源于西南夷，出自晋朝末期林邑王范文，属于 文化 上汉化改姓为氏。晋朝时期，南蛮有林邑王(亦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范文。林邑，在汉朝时期为象林郡，“林邑”就是象林之邑的省称，其地境在占城一带(今越南中部地区)。

秦、汉时期，林邑为象郡象林县地。东汉末期，象林功曹之子区连杀了县令自立为王，到公元八世纪后改称环王，公元九世纪后期又改称占城。其后王无嗣，由外孙范熊代立。范熊逝世后，其子范逸继立，称林邑王。

史书记载，“林邑国民果于战斗，便山习水，不闲平地。四时暄暖，无霜无雪，人皆倮露徒跣，以黑色为美。贵女贱男，同姓为婚，妇先娉婿。居丧翦鬓谓之孝，燔尸中野谓之葬。其王服天冠，被缨络，每听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至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中期(西元285年)，复来贡献。晋咸康二年(公元336年)，范逸逝世，由其辅臣范文继位。

范文，原来是日南郡西卷县(今越南垣雍城)夷人首领菩跋摩的奴仆，为古安南土著夷族，原本不姓范。后来由范逸赐他名为范文，并将其故主人菩跋摩改称为范椎。

范文从小就经常随商贾往来，曾多次进入中原地区，了解晋朝社会制度，后来到林邑王范逸的属地，教范逸“上国制、作宫室、城邑及器械。逸甚爱信之，使为将”，成为了林邑王范逸的重要辅佐大臣。到林邑王范逸逝世后，因无子，范文随即其位，成为在历史上最著名的林邑王。

范文自立为王后，把原来范逸的妻妾悉数关押在楼里，愿意转而成为自己妻妾的，就放下来伺候自己，不从者就绝其食，将其活活饿死。

后来，范文率林邑国之兵攻伐周边的大小部落，如大岐界、小岐界、式仆、徐狼、屈都、乾鲁、扶单等诸国，然后将其兼并，最后拥众四、五万人。待势力达到一定程度后，范文遣使通表入贡于晋帝。

至晋永和三年(公元418年)，东晋王朝濒临灭亡，范文率其众乘机攻陷日南县，杀太守夏侯览，并屠杀居民五、六千人，然后奔九真(今越南河内顺化以北清华又安)，让国人参观所杀人尸，并以其祭天。随后，又率兵铲平了原来自己为奴时的西卷县城，占据了整个日南地区。之后书告交州刺史朱蕃(今越南河内)，要求以日南北鄙横山为界，割据地区势力。

其后，中原大乱，五胡十六国战乱纷纷，谁也无暇再顾及林邑国之事，林邑国遂日渐坐大，这使范文一族逐渐强势，该支范氏族系不断繁衍壮大，成为今天越南范氏一族的主源。如当今越南 社会主义 共和国的副范家谦，就是范文的后裔子孙。该支范氏族人在历史上多有进入中国广西地区定居者，是今广西地区瑶族、苗族、京族范氏的主流，并有复归至广东、海南、福建、浙江等地者，皆已经汉化为汉族。

源流四：源于满族，属于文化上汉化改姓为氏。

据典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⑴.满族博都哩氏，源于唐朝末期女真“通用三十姓”之一的孛木律氏，金国时期为女真孛术鲁氏，以姓为氏，满语拼音为Boduri Hala，世居索伦(今黑龙江嫩江以西广大地区)。清朝中叶以后多改汉字姓为范氏、博氏、鲁氏、花氏、卜氏、布氏等。

⑵.满族范佳氏，满语拼音为Fangiya Hala，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部虏携后融入鲜卑族，后逐渐演化为辽东女真，世居辉发(今吉林柳河、辉发河以及沙河下游，桦甸、辉南一带)，清朝中叶以后约有三分之一的族人皆改汉姓为范氏。

源流五：源于鄂温克族，属于文化上汉化改姓为氏。

据典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鄂温克族布利托天氏，亦称布勒多索夫氏、博都哩氏，源出唐朝末期女真“通用三十姓”之一的孛木律氏，金国时期称孛术鲁氏(孛鲁术氏)，以姓为氏，世居索伦(今黑龙江嫩江市以西广大地区)。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拼音为Boduri Hala。清朝中叶以后，鄂温克族、满族布利托天氏多改汉字姓为范氏、博氏、鲁氏、花氏、卜氏、布氏等。

源流六：源于其他各少数民族，属于文化上汉化改姓为氏。

今彝族、京族、阿昌族、土家族、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范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文化上流改为汉姓范氏，世代相传至今。

部分始祖

范士会(约前660年-前583年)即范武子(随武子)，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士蒍之孙。祁姓，士氏，名会，字季，因封于随，称随会;封于范，又称范会;以大宗本家氏号，又为士会。

因迎公子雍之事流亡秦国，河曲之战中为秦国献计， 成功 抵御晋军。后被赵盾用计迎回晋国。邲之战中看到晋军内部不和，主张班师。荀林父死，升任执政，专务教化，使晋国之盗皆逃于秦。郤克使齐受辱，请求伐齐不得，士会担心晋国发生内乱，告老让郤克为执政。二十年后，晋悼公犹修“范武子之法”，百年之后，赵武、叔向等犹追思士会，欲从之游。范姓尊士会为范姓的得姓始祖。其后，又有范献子，在晋国六卿中。后来，范氏和中行氏一同被智、韩、赵、魏四氏所驱逐、消灭，此乃三家分晋之前夜。

世系

顺阳范氏，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兴起于顺阳郡(今河南省淅川县李官桥镇 一带)的范氏家族。范氏是当时顺阳地区重要的士族之一。这支范氏人，兴起于秦汉之际，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声名显赫，自隋唐时期开始衰落，历经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其间累世相继，有多达二十九人名载史籍，贵显于世，是当时中国范姓最为显赫的一支。顺阳范氏凭藉累世经学，坚守术业，迈十百载，浸成文化世族。范氏第一代范晷少年游学他乡，被辟为官，子孙藉其荫资，好学文化，为官朝政，效忠儒学皇权，终保范氏一族仕途坦捷，顺阳范氏家族 政治 地位在两晋南朝也得以维持。

因战国的越相范蠡的籍贯[6] 和顺阳范氏在地望上一致，故有人认为顺阳范氏的先祖为范蠡。只是，范蠡之子范中男被处极刑后，其余二子也不知所终，致使顺阳范氏之后的世系开始不明，无从考证。还有资料称智伯灭范后，有范姓人自范县徙居顺阳。

范氏自战国范蠡后由于世系不明，子孙又不闻达，致使其后范氏很少有人见显于历史，范氏在魏晋以前的家族世系自是模糊不清。延至魏晋，范晷的出现才使顺阳范氏家族的发展峰回路转。依照田余庆先生所论定义，顺阳范氏于两晋始应属新出门户。作为两晋南朝顺阳范氏第一代的范晷，他的出现对顺阳范氏的振兴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铺垫作用。范晷以士起家，进取登仕，正是因为他的入仕，使得其家族子孙在门阀阶层形成的两晋时期开始凭其余荫，入仕为官，几代之后，门第兴盛，终使顺阳范氏成为两晋南朝的世族之家。

东晋一朝，顺阳范氏成员家族兴儒学，助儒学皇权，但终究难抗玄学门阀政治，屡受排挤，成为皇权与门阀政治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及至南朝，范泰本创新局面，甚得刘宋皇权青睐。但其子范晔又惹祸端，使得顺阳范氏受诛牵连者甚众。其后虽有梁初范云以振顺阳范氏，然其后代又不通显。至陈，顺阳范氏同所有的士族一样，又复归西晋以前难显于史的状态。在经历了两晋南朝的辉煌之后，顺阳范氏最后又蔑尔无闻。

范姓迁徙分布

范氏是一个很大的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五十一位，属于大姓系列，人口约五百六十六万一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35%左右。范姓在尧为伊祁氏、在舜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

先秦时期，范姓活动的地区主要在山西、河南和湖北地区。秦汉时，范姓已经分布到、河北、山东、江苏等长江以北地区，随后进入江南地区。唐安史之乱时，有河内人范坤举家十八口迁杭州，又迁南京，再迁福建宁化黄竹迳，是为范姓入闽始祖。唐代宰相范履冰(汝南范滂后裔)为唐代范姓的最高官，其六世孙范隋在唐懿宗时调任浙江丽水县丞，后因战乱不得北归，遂定居苏州吴县。 宋时，入闽的范姓有移居广东 海阳县、嘉应、梅州、大埔、长乐、陆丰、饶平等地，此期范隋的后裔出了范仲淹，范仲淹去世后葬河南府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今河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北)，其子孙因守墓之故居洛阳。随着金兵南下和蒙古兵南侵，范仲淹裔孙大举外迁避难，有嫡孙范正国开基江西临川，明时有其十四代孙范昌期从苏州回中原主祠.[1]

宋朝时期，范姓大约有69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9%，为宋朝第二十一大姓。分布主要集中于四川、河北、河南、江苏，这四省范姓大约占范姓总人口的57%，其次分布于山东、山西、湖北、江西、陕西，这五省的范姓又集中了31%。四川为范姓第一大省，居住了范姓总人口的20%。全国形成了四川、冀豫、苏鲁三大块范姓人口聚集中心。

明朝时期，范姓大约有43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47%，为明朝第五十二大姓。宋元明600年全国人口纯增长率是20%，范姓人口增长是负值，600年中范姓人口净减少了26万。面对战乱和屠杀，受害群体首先应是主体在北方的人群，范姓是北方地区的姓氏， 自然 遭到严重的冲击。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浙江、江苏、福建，这三省范姓大约占范姓总人口的50%，其次分布于山西、江西、山东，这三省的范姓又集中了25%。浙江省的范姓人口约占范姓总人口的20%，为范姓第一大省。全国范姓中心由北、由西向东南漂移，形成了浙苏闽赣的范姓人口聚集中心。

当代范姓的人口已近460万，为全国第五十一位姓氏，大约占全国人口的0.37%。在全国的范围内主要集中于河南、安徽、山东三省，大约占范姓总人口的33%，其次分布于河北、江苏、四川、辽宁、黑龙江、山西，这六省的范姓又集中了29%。河南省是范姓第一大省，约占范姓总人口的17%。全国形成了以河南为中心的四川、辽宁三大块范姓人口聚集地区。范姓在人群中分布频率示意图表明：在晋豫鲁、冀京津、皖苏沪浙大部，范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在0.4%以上，中心地区可达0.9%以上，以上地区覆盖面积约占了总国土面积的30.3%，居住了大约72.5%的范姓人口。在四川东部、重庆、云南北端和西南、贵州西北、甘肃大部、宁夏南部、陕西西南、湖北西南、湖南东北部、广东大部，范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在0.3%一0.4%之间，其覆盖面积约占了总国土面积的17.8%，居住了大约18.4%的范姓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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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中有没有“肖”

百家姓有肖。

至2022年初肖姓在当今百家姓中排名第33位。

姓氏肖，拼音xiāo、xiào，2021年全国总人口710多万人，属最常见姓氏，在当今中华百家姓最新排名第33位。今河北之尚义，山东之平邑、龙口、淄博，内蒙古之乌海，安徽之泾县，江西之金溪，广东之澄海，广西之田林，云南之陇川、泸水、河口等地均有分布。汉、满、蒙、回、壮、苗、瑶、佤、水、侗、拉祜、普米、土家、锡伯等多个民族皆有此姓。

百家姓 彭姓氏的由来和历史

1、源于风姓包羲伏羲氏《元和姓纂》《帝系谱》载：包羲太昊伏羲氏娶少典为妃，生黄帝。其子孙颛顼帝曾孙吴回之子陆终的儿子篯铿的封地大彭，属于以国名为氏。

据《通志·氏族略》和《姓氏寻源》所载，颛顼帝有玄孙陆终，陆终第三子姓篯名铿，受封于彭地（今江苏省徐州），建立大彭国，称为彭祖，大彭国在殷商末期被商王武丁所灭。

2、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熊彭名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熊彭名，为春秋时期楚国大夫，是楚军中的一名悍将，曾在著名的邲之战中大败不可一世的晋军。在熊彭名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彭氏，是为荆襄彭氏。

3、源于子姓，出自有商，老彭，即师挚，为商巫师。彭为商的卜官，甲骨文中多见。

4、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鲁国公子牙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春秋时期，鲁庄公姬同有三各兄弟，公子庆父为庶兄，公子牙、公子友为同母弟，三人同为鲁国国卿。在得臣、彭生的后代中，诞衍了公孙氏、叔孙氏，叔仲氏、彭氏、兹氏这五大姓氏，后成为彭氏、兹氏、孙氏、仲氏，世代相传。

5、由他族改姓而来，据《姓氏考略》所载，有胡、西羌、南蛮，清时满、蒙、回、苗、白、瑶、土家、苦聪、彝、拉祜等民族有彭姓。

6、源于官位，出自战国时期军制官吏彭师，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彭师，亦称彭排师，彭帅、彭军、彭人，是战国时期楚国军制官员，主要负责在战争中指挥部下辅助中军，或以木排鹿架安营扎寨，或护卫中军两侧，或从侧翼助攻。

其所率领的军队就称彭排师，最高军事长官称“彭师”。在典籍《释名》中有注释：“彭排，军器也。彭，旁也，在旁排御敌攻也。”在彭师、彭排师、彭帅、彭军、彭人等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彭师氏、彭排氏、彭帅氏、彭军氏、彭人氏等，后多省文简化为单姓彭氏，世代相传。

7、于西羌族，出自魏、晋时期西羌族，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姓氏考略》记载：“安定胡永胡友彭氏，见晋书，又西羌南蛮皆有彭氏。”

西羌彭氏，为魏、晋时期西羌民族的一个分支氏族部落，主要居住于汉朝时期的安定郡(治所在高平，今宁夏固原)一带地区，后为鲜卑拓拔部所吞并。在北魏王朝分裂以后，隶属于西魏政权，后族人在隋末唐初逐渐融入汉及其他民族，取氏族名称为姓氏，称彭氏，世代相传，后分迁全国各地。

8、源于西戎，出自春秋时期西戎彭戏氏部族，属于以部落名称为氏。据史籍《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元年(公元前697年)伐彭戏氏于华山下，居平阳宫。”彭戏氏，为古代的一个部族，世居华阴地区(今陕西华山)，时常侵扰秦国。

秦武公执政之初(公元前697年)，为消除西戎的侵扰，毅然出兵讨伐西戎，并在华山地区灭了彭戏氏部落，大体赏解决了秦国西境的安全问题。彭戏氏部落灭后，族人多被秦武公强行迁于咸阳，其后裔子孙多称彭氏。

扩展资料

彭姓名人

1、彭祖

彭祖，先秦道家先驱之一。名籛字铿，又称彭铿，陆终第三子。彭祖生于四川彭山，封于徐州彭城，子孙以国为氏。又彭亦为姓。

大彭国第一代始祖彭祖篯铿本为尧舜时人，由于经常和神农时神巫巫咸、黄帝时神医巫彭、夏彭伯寿、商彭伯考、商贤大夫彭咸、周柱下史老子混为一谈，遂有“长年八百，绵寿永世”、“非寿终也、非死明矣”等传说。

清人孔广森在注《列子·力命篇》“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之句时说：“彭祖者，彭姓之祖也……大彭历事虞夏，于商为伯，武丁之世灭之，故曰彭祖八百岁，谓彭国八百年而亡，非实篯不死也。”

汉代史学家韦昭在《国语·郑语》注中说：“彭祖，大彭也。”可见彭祖寿八百指的是大彭氏这个国家存在了八百余年，《竹书纪年》：“（武丁）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

如今眉山市境内仍保存有彭祖墓园、彭祖墓、彭祖祠、彭祖仙室，室外内有石雕的寿星彭祖肖像，室外陈列八卦图案，历历在目。此外，徐州市境内仍保存有彭祖庙、彭祖祠、彭祖楼、彭祖井、彭祖墓等历史遗迹。

2、彭绍升

江苏省长洲人，清代著名学者、居士，字允初，号尺木，又号知归子及二林居士，际清是他受菩萨戒的法名。乾隆三十四年进士及第，授县官，辞不就。因结织罗有高与阅读明朝高僧紫柏的全集，受到感动而归心佛法，尤深信净土。

他在净土教义上除莲池外，最推重省庵。平日常闭关念佛，发愿回向。着有一行居士集、居士传、阿弥陀经约论、一乘决疑论等。对清代净土信仰的推展有重要的影响。曾用禅学精神解释儒书，企图调和儒佛两家的思想。著有《二林居集》。

3、彭德怀

彭德怀（1898—1974）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彭德怀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国防及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他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始终保持坦荡的革命胸怀，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极其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

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之本色，一直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尊敬、爱戴和怀念。1958年为民请命，在庐山会议中被打倒，“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屈屈而终，享年76岁。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彭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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