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声百家号（楚声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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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历史散文中最高文学成就的是？
先秦文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史以前的口头文学，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的不多，但其中神话一部分却是相当丰富的。神话的产生远在阶级社会以前。它在广大群众中口耳流传，经过不断的修改补充，越来越优美，越来越富于艺术想象，这是口头文学的发展规律。不难想象楚声百家号：原始人创造的神话活在人们口头的历史时期是非常长远的，而神话被记录下来直至今天为止，不过是很短的时期。毫无疑问，神话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古的宝贵遗产。它通过丰富、美丽、奇特的幻想，表现楚声百家号了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积极影响。
诗歌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也是一种口头创作，完全是属于全社会的文学艺术。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庭，从集体歌唱到个人单独创作，这中间也有着漫长的过程。先秦文学的巨大成就之一是诗歌。比较原始的诗歌被后人用文字记下来的很少，所以《诗经》三百篇便成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有一部分民歌是人民的口头创作，经采录后成为书面文学。它们是被剥夺了文化学习权利的人民大众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现实性和战斗性都很强。另外一部分诗歌是“雅”和“颂”，基本上是贵族的创作。贵族作品主要是歌功颂德以及反映贵族统治阶级的生活，虽然也有不少反映现实的有社会意义的诗篇，但并非替人民说话的。因此，民歌部分是《诗经》精华的主要部分。它们揭露了社会阶级矛盾的本质，代表人民的直接呼声，有强烈的人民性、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现实主义的源头。它和贵族士大夫的诗歌形成鲜明的对照，充分反映两个阶级两种文化的斗争。
继《诗经》三百篇之后，在我国文学史上放射出万丈光芒的诗歌就是“楚辞”。“楚辞”主要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是楚声百家号他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创造的新诗体。由于战国时代社会的根本变化，私人著书的风气大盛。屈原的“楚辞”也就是在开始有了私家著述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下产生的。所以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作家，他的诗歌创作标志着我国文学史上从集体歌唱到个人专著的新纪元。屈原“楚辞”的特点是一种骚体形式，这一形式是从民间歌曲，特别是楚声歌曲学习来的。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而代之以从三四言到七八言的参差不齐的形式。这是诗歌的发展，也是文学的革新。不仅如此，在内容上也大量采用民间的素材，如神话传说和方言习俗等，在创作方法上也大胆吸收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更为后世作家提供了善于向民间文学学习的光辉榜样。事实证明楚声百家号；我国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作家，大都向优秀的民间文学学习，挹取其精华，作为自己的营养，反之，其成就则极为有限。屈原这种良好的创始，正说明文学史上作家创作方面一个重要规律。屈原以其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诗篇中洋溢着悲愤炽烈的感情，表现了崇高的政治理想，而想象丰富、词采瑰丽的艺术风格又是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远祖。
我们习惯向来是“风”、“骚”并称的，“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国风》和《离骚》在过去的确为我们指示了文学创作的两条光明大道，今后也还会继续起着应有的作用。《诗经》和楚辞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先秦的散文也和诗歌一样，在我国文学史上是有极其光辉的成就的。它的发展过程也很长。殷商以来，既有甲骨的契刻文，又有竹木筒的记载。到了西周，金属范铸的铭文比殷商更发展。历史方面，既有记言的《尚书》的训诰体，又有记事的《春秋》的策书体。春秋以后，既有杰出的历史散文，又有卓越的诸子散文。由于那时文学、史学和哲学尚无明确分工，它们虽是历史哲学著作，同时也都是很好的文学作品。所以散文的发展，在先秦这一阶段也是百花齐放、丰富多采的。
先秦的历史著作有记言体，有记事体，有编年体，有国别体，体裁既多，文章又好，这对我国历史记载形式的多种多样以及历代史学的发达是有绝大影响的。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高潮及其巨大成就是在当时各种阶级、阶层和各个学派的斗争中出现的。无可否认，没有春秋战国社会的剧烈变化，没有那时各式各样的思想斗争，那种光辉灿烂局面的出现是不能想象的。先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构成了我国散文史上的黄金时代。
至于后世政治家、哲学家、学者的政论文和理论文，古文家、历史家的叙事文和传记文，很多取法于先秦的散文而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就。即使在今天，先秦散文在艺术方面也还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汉朝是不是和秦国一样的统一中国?
秦统一是领土的统一,民族不融合,生产力不先进,还暴政,各国还不服,肯定统治不长久的
而汉的统一,意义则不一样,汉朝中国在世界当时也可以算一个帝国楚声百家号了,疆域也比秦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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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详尽的汉朝
一、开国
高祖提剑入咸阳，炎炎红日升扶桑；光武龙兴成大统，金乌飞上天中央。
――三国演义篇终诗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汉朝开国。
登基六年后，刘邦回到故乡沛县，与父老乡亲纵酒狂欢。酒酣，高祖一边击筑，一边唱起自己即兴创作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楚声百家号！”这就是著名的大风歌。如后人评价的：“高祖《大风》这歌虽止于二十三字，而志气慷慨，规模宏远，凛凛乎已有四百年基业之气。”这里有胜利者的豪迈，有开国君主的踌躇满志。在志得意满之余，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也坦率地道出了一份期待和不安。是的，当他环视这个刚刚建立的国家，他的眼神一定是忧虑的。
当时的社会，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战国数百年的血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秦朝残暴的统治，随后又是秦末的大规模战争，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司马迁在《史记》中感叹：“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当时人口锐减，“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数十二三”。财物耗竭，“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当时的政治也极不稳定，危机四伏。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反。七年，韩王信投降匈奴，以兵攻太原。十年，陈豨与王黄、曼丘臣反，自立为代王，叛乱波及华北全境。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反，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十二年，又有燕王卢绾反。除了内忧，还有外患。翦伯赞在《秦汉史》如此描述：“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洋洋、击筑高歌之时，四周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了。……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之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武装，而又接近中原种族政权的中心。” 在刘邦率军平息韩王信的叛乱时，被匈奴冒顿单于四十万精骑围于白登，狼狈不堪，七日之后才得以解围。
更糟糕的是，这个政权缺乏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从上古开始，君王就是受命于天，并且与英雄的氏族领袖血脉相承。夏王族的祖先大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立下了治水的不世之功。至于商朝的始祖契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封於商。他的出生颇为奇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同样如此。传说中有一个女子叫姜原，踏到了巨人的脚印，怀孕生下了孩子，周的祖先后稷就诞生了，成为教民耕稼的农业始祖。秦呢？《史记》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来路同样不凡。
那么，汉高祖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传说他出生时母亲梦与神遇，他的长相隆准而龙颜，他所居之处常有云气，这是后来的附会，当时要以此服天下，恐怕太难了。而且，他的家族世系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刘邦之父称刘公，其母称刘媪，连个象样的名字都没有。他手下的功臣大将，大多出身卑微，萧何、曹参为县政府小吏，陈平是屠夫出身，韩信是无业游民，樊哙、周勃、灌婴各以屠狗、织薄、贩缯为业，黥布、彭越曾为盗贼，高祖自己做官只做到了亭长。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要在如此广大的地域中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实现长治久安，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周的分封制，以宗法亲情为基础，但是时间一长，亲族的情谊和君臣的名分便难以为继，最后走向了春秋战国的自相残杀。秦的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采用严刑酷法，结果二世而亡，似乎也不可行。秦朝灭亡的幽灵一直徘徊在长乐宫和未央宫中。
在汉以前，中国虽然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从来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张光直所言：“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的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到战国时代，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成百上千个诸侯和部族逐渐整合，形成战国七雄，但是他们之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服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就文化而言，在当时的华北，主要有齐鲁文化和三晋文化之分。钱穆先生曾指出：“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富强为基准。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
三晋即赵、魏、韩三国，著名的法家人物多出于此。而把三晋文化发挥到极致的，则是经过了商鞅变法的秦国。秦人贪狠趋利，严刑峻法，不事虚浮，力行耕战，具有极强的开拓性，造就了一部高效率的行政机器和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东方的齐国是另外的一番面貌。齐国政治上始终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经济上采取的是以商业促进流通、以消费促进生产的管仲之术,思想上则由国家建立稷下学宫，让诸子百家自由争鸣。在南方，还有一个曾自豪地宣称“我蛮夷也”的楚国。楚国政治上混同夷夏，文化上浪漫、瑰丽、热烈，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富有激情和想像，大异于中原。
这些国家都有定鼎天下的实力和气魄。秦国就不用说了。齐国历来国力强盛，号称“东秦”。战国末期，齐国两个月就攻破燕国，占据燕都三年。后又举兵灭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并周室而君临天子，此时齐国已走在武力统一天下的路上，距秦始皇一统海内不到七十年。只不过一招不慎，被燕国的名将乐毅联合其余五国打了个措手不及，后虽复国，但是一直闭门养疴。楚国地广千里，带甲百万，直到灭亡前，楚国的铜铁产量仍然是最多的。楚国民众有忠君报国的传统，对秦国怀有深仇大恨。直到最后，楚国国势衰微之时，秦国还是倾全国之力才把它拿下。
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俨然有建立千秋帝国的气象。
但是，对原来的山东六国，虽能收其地，收其民，却始终未能收其心，最后只好使出了焚书坑儒的手段。六国的遗民们满怀仇恨，各各怀着复国的梦想。当陈胜吴广首先起义对抗暴秦时，齐鲁的儒士立即负孔氏之礼器，往归陈胜，委质为臣，孔子的后代孔甲还做了陈胜的博士，最终与其同死。而在楚国旗号下的军队，以刘邦、项羽为代表，终于打入关中，实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
各自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的文化特色，彼此之间又积怨甚深的中华民族各个区域集团，能否在同一个政权内相安无事，甚至相互认同，也决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
上述所有的问题，汉代都给出了答案。这些答案是如此的成功，以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
汉代在经济上确立了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民生迅速恢复。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这也许只是对盛世景象的描绘，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有学者测算，从西汉末到东汉后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486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汉代又实现了区域文化的大融合。西汉定都长安，承袭秦制，自然有秦文化的事功和法制精神。同时，汉高祖来自楚地，本人好楚声、楚舞、楚衣、楚辞，其功臣旧将也多为楚人。楚地的文化遂北上，对汉代精神影响深远。从兼容并包的气度，尚巫尚赤的习俗，铺陈夸张的汉赋，再到政治上一度盛行的黄老之术，都可以看到楚文化的影子。汉初，叔孙通起朝仪，陆贾献《新语》，之后汉武帝尊儒术，山东齐鲁之学又泽被全国。尽管汉代依然存在区域风俗上的差异，但是各地逐渐超越了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和血缘基因的差别，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认同感。
汉代把受到华夏文化浸润的、居住于广阔土地上的人民，抟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此，这个民族就以“汉”自称。
在汉代，华夏民族刚刚经历了创造力勃发的轴心时代。他象一个的少年，有着无限的好奇心和无穷的自信心。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积累了一切它所需要的智慧。同时，他又刚刚走出血与火相涤荡的上古时代，保持着原始的野性和活力。如今四海一统、民生恢复，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民族终于摆脱了内部的自相杀伐，内求巩固，外求扩张。中华大地的面貌从此发生了永久的改变，亚洲的格局为之一新，余波一直冲击到遥远的西方世界。正如高祖在《鸿鹄歌》中所唱：“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
后面二,三,四,五 太长了
汉族“汉”的由来？
在汉以前，中国虽然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从来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张光直所言：“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的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到战国时代，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成百上千个诸侯和部族逐渐整合，形成战国七雄，但是他们之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服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就文化而言，在当时的华北，主要有齐鲁文化和三晋文化之分。钱穆先生曾指出：“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富强为基准。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
三晋即赵、魏、韩三国，著名的法家人物多出于此。而把三晋文化发挥到极致的，则是经过了商鞅变法的秦国。秦人贪狠趋利，严刑峻法，不事虚浮，力行耕战，具有极强的开拓性，造就了一部高效率的行政机器和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东方的齐国是另外的一番面貌。齐国政治上始终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经济上采取的是以商业促进流通、以消费促进生产的管仲之术,思想上则由国家建立稷下学宫，让诸子百家自由争鸣。在南方，还有一个曾自豪地宣称“我蛮夷也”的楚国。楚国政治上混同夷夏，文化上浪漫、瑰丽、热烈，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富有激情和想像，大异于中原。
这些国家都有定鼎天下的实力和气魄。秦国就不用说了。齐国历来国力强盛，号称“东秦”。战国末期，齐国两个月就攻破燕国，占据燕都三年。后又举兵灭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并周室而君临天子，此时齐国已走在武力统一天下的路上，距秦始皇一统海内不到七十年。只不过一招不慎，被燕国的名将乐毅联合其余五国打了个措手不及，后虽复国，但是一直闭门养疴。楚国地广千里，带甲百万，直到灭亡前，楚国的铜铁产量仍然是最多的。楚国民众有忠君报国的传统，对秦国怀有深仇大恨。直到最后，楚国国势衰微之时，秦国还是倾全国之力才把它拿下。
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俨然有建立千秋帝国的气象。但是，对原来的山东六国，虽能收其地，收其民，却始终未能收其心，最后只好使出了焚书坑儒的手段。六国的遗民们满怀仇恨，各各怀着复国的梦想。当陈胜吴广首先起义对抗暴秦时，齐鲁的儒士立即负孔氏之礼器，往归陈胜，委质为臣，孔子的后代孔甲还做了陈胜的博士，最终与其同死。而在楚国旗号下的军队，以刘邦、项羽为代表，终于打入关中，实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
各自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的文化特色，彼此之间又积怨甚深的中华民族各个区域集团，能否在同一个政权内相安无事，甚至相互认同，也决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
上述所有的问题，汉代都给出了答案。这些答案是如此的成功，以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
汉代建立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模式。外儒内法，礼法并重，德刑兼用，既避免了秦严刑酷法带来的苛暴，同时又避免了纯用儒术可能导致的迂阔柔弱，既有政治理想，又有行政技术，做到了刚柔相济，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和长期稳定。
汉代在经济上确立了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民生迅速恢复。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这也许只是对盛世景象的描绘，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有学者测算，从西汉末到东汉后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486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汉代又实现了区域文化的大融合。西汉定都长安，承袭秦制，自然有秦文化的事功和法制精神。同时，汉高祖来自楚地，本人好楚声、楚舞、楚衣、楚辞，其功臣旧将也多为楚人。楚地的文化遂北上，对汉代精神影响深远。从兼容并包的气度，尚巫尚赤的习俗，铺陈夸张的汉赋，再到政治上一度盛行的黄老之术，都可以看到楚文化的影子。汉初，叔孙通起朝仪，陆贾献《新语》，之后汉武帝尊儒术，山东齐鲁之学又泽被全国。尽管汉代依然存在区域风俗上的差异，但是各地逐渐超越了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和血缘基因的差别，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认同感。
汉代把受到华夏文化浸润的、居住于广阔土地上的人民，抟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此，这个民族就以“汉”自称。
在汉代，华夏民族刚刚经历了创造力勃发的轴心时代。他象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有着无限的好奇心和无穷的自信心。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积累了一切它所需要的智慧。同时，他又刚刚走出血与火相涤荡的上古时代，保持着原始的野性和活力。如今四海一统、民生恢复，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民族终于摆脱了内部的自相杀伐，内求巩固，外求扩张。中华大地的面貌从此发生了永久的改变，亚洲的格局为之一新，余波一直冲击到遥远的西方世界。正如高祖在《鸿鹄歌》中所唱：“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
